讲述_新民晚报新中国60周年征文 开国元勋后代讲述“我的父辈”_专题_上海_新民网_为民分忧 与民同乐(sh.xin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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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02-10 13: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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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else{$(messageForm).submit();}}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上海专题新民晚报新中国60周年征文 开国元勋后代讲述“我的父辈”讲述 新闻列表页上一页123下一页[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邓华来源：新民晚报2009-09-04 15:33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77年，年迈的父亲重返部队后，专心研究现代军事——　　他到外地休养还是跋山涉水看地形　　■邓华同志与家人在一起，后排右一为作者　　资料图陈赓、彭德怀与邓华　　【新民网·晚报推荐】父亲是位儒将。他12岁进入郴县（现苏仙区）教会小学新华学校读书，后来到长沙就读著名学府岳云中学。　　在井冈山的红军队伍里，像父亲那样有文化的人不多，他从宣传干事、组织干事起步，20岁就担任师级指挥员，率部参加五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一生戎马倥偬。　　 1、木船打军舰　　父亲一生戎马倥偬，他最具代表性的战役是解放海南岛和抗美援朝。　　1949年12月14日，时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父亲正式接受了解放海南岛的任务。登陆海南岛之前，解放军刚刚在金门一战中失利，而海南岛隔海距离比较远，比攻打金门困难更大。参战部队一无渡海作战经验，二无机械化渡海装备，三无空军、海军支援。父亲制订了“分批偷渡与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并举”的战役方针，还拜老渔民、老船工为师，摸索海峡风向、潮汐和水流的规律，并实施海上作战训练。　　因为没买到登陆艇，父亲决定以十轮大卡车发动机装备的土炮艇和木帆船作为主要的渡海运载工具。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随着父亲一声令下，渡海兵团万舟齐发，在敌人海军、空军的拦截阻击下，我军将士用双手摇着古老的木帆渔船飞渡琼州海峡，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以国民党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名字命名的“伯陵防线”，解放了海南岛。这次木船打军舰的海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不得不说的是，红军长征时期，薛岳曾指挥过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这一次算是报了当年的仇。　　海南岛解放一个多月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中央军委决定调东北边防军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在鸭绿江地区布防，准备随时渡江支援。经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议，父亲被批准担任十三兵团司令员。7月25日，父亲率领十三兵团，挥师北上。　　朝鲜战争前5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父亲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在朝鲜战局的关键时刻，父亲上书毛泽东主席，建议改变朝鲜战争打法，进入阵地防御坑道战，并直接指挥了被美军称为“伤心岭”的上甘岭战役。志愿军越战越勇，“金城反击战”雄师南进。美军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火。　　 2、被迫脱戎装　　庐山会议后，父亲被算作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不再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和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去了四川当副省长，分管农业机械。于是，他开始看农业机械方面的书籍，研究拖拉机的构造，到工厂从头学起。顶着莫须有的罪名，父亲在四川勤勤恳恳地工作了17年。　　父亲不但学会了开拖拉机和使用脱谷机、插秧机等一般农用机械，而且还能讲解它们的主要性能和特点。他记得住大量数据，随时都能应用自如。父亲常说，干农机和干军事一样，要熟悉手中的装备等情况才能用兵自如。他还说：“农业机械生产于工厂，使用于农村，不向农民学习，不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就不可能干好农机工作。”父亲下乡，常到田边地头找农民谈话、开调查会，　　问这里是什么生产队，有多少户人家、多少劳动力，多少水田、多少旱田，社队里有哪些农机，贵不贵，好不好用，有哪些优缺点等等。他把了解到的情况记在小本子上，带到农科所研究。　　父亲到工厂，总是先到车间，找工人、技术人员谈话，然后再听书记、厂长汇报。他到车间常常一边看产品，一边了解工厂的规模、设备、产品、质量等详细情况。他还找工人师傅学习，详细了解产品零件的功能。就这样，他由外行变成了内行，他常说：“要说在点子上，别人才服你。”　　父亲发现农机动力生产能力太低，于是提出了一项酝酿很久的方案，要打一场形成柴油机年产能力100万马力的“战役”。这需要许多部门单位的协作，父亲当时只管农机部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叫化子一张嘴、两条腿，到处求，到处跑。”省委批准方案后，从各主管业务部门，到各生产单位和协作单位，父亲一次又一次去跑、去说、去争，真可谓“斤斤计较”。　　在四川17年，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位不穿军装的将军，在农机这一新“战场”上，又打了一场胜仗。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逆风难折腰　　1966年夏季以后，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讲话不断传来。　　不久，厄运轮到了父亲头上。1967年6月4日，一伙人闯进家里，非法抓走了父亲，把他关押在一间临时牢房里，门口对面架着两挺机枪。　　同年9月14日，妈妈参加成都“斗批黑帮”大会。她在怪叫的口号声中，猛听到“打倒　　邓华”，不由得全身一震。她见卡车上，父亲被两个彪形大汉反拧着手，揪住头发，胸前挂着大牌子。妈妈两眼一黑瘫坐在地。　　以后无数次批斗四川省委负责同志时，都会把父亲拉去陪斗。我们想父亲，又怕见父亲，但批斗会却是我们唯一能见到他的机会。　　1968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成都军区，通知父亲到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知到了监狱。当听到来人念中央办公厅的通知称“邓华同志”时，父亲激动万分，老泪纵横：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同志。　　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对秦基伟讲，准备让我父亲去军队工作。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向父亲复述了这些，父亲很兴奋，告诉家人：“如果打仗，我还可以打几年呐！”此后，他天天盼正式通知。天冷了，母亲要给他买顶帽子，他说什么也不让买：“我很快要回部队了，不用买帽子啦，该穿军装了！”然而，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他的心愿未能实现。　　 4、复出闲不住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喜气洋洋。1977年一天下午，姐姐英英回到家，一进门，父亲就笑眯眯地说：“英英，我要回部队工作了，不骗你，这次可是真的。”他像孩子一样逗她说：“你猜猜我分配在哪个单位？——到军事科学院啦！”吃晚饭时，全家沉浸在多年没有过的喜庆气氛中，父亲喝了好几杯酒，满面春风。20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开怀大　　笑，全家人都格外开心。　　为了重返部队，他断然把吸了50年的烟给戒了，这在以前是绝对办不到的。　　父亲回到部队后，一心希望抓紧时间大干一场。不幸的是，长期的打击迫害使他元气大伤，他病倒了。病愈后，他一天也闲不住，给自己安排了撰写《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一书的任务。　　父亲到了军事科学院后，找来很多资料，一拿起书就放不下来。他说：“离开部队17年了，这些年来，世界各国军队发展很快，不学习不行啊！”他很快掌握了我军、外军的许多情况，能熟练地背出一大堆数字：敌我双方作战飞机的活动半径、敌我双方坦克的装甲厚度、敌我双方火炮的破甲能力等等。我们问他，费这么大劲干啥？他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那几年，妈妈有时随父亲到外地休养。回来后，妈妈忍不住“揭发”：“他哪里是休养，到处跋山涉水看地形。”他“辩解”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多跑多看，瞎指挥可要害死人的呀！”有一次，他非要爬一个制高点，实在爬不动，警卫员和司机老秦劝说不成，只好找了个凳子，把他抬上山。最后一段是羊肠小道，没法抬，老秦实在心疼，就把父亲背上山头。　 　5、严格育子女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里，父亲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作风，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他一直保持着。他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原来住在一套大房子里，他总是心里不安。住了不久，他便搬进一套小点的房子，把原来那套移交做招待所用。还有一次，军区俱乐部送来一台很大的落地收音机（当时是很贵重的），父亲回家后，立即要求退回去，还说，以后不准把这类东西送来。那时我们虽然还小，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我们脑子里。　　我们这些子女的住房特别简朴，都是几个人住在一起，别人说我们住得像个集体宿舍。我们房间多放一张桌子或柜子他都不准许。尽管当时有参军的可能，但父亲还是把刚毕业的女儿邓英和我送到农村去插队，他说：“我们不能搞特殊。”　　父亲常教育我们要热爱本职工作，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靠自己本事吃饭，不能打着他的名义办私事。1976年，四川松潘地区地震前夕，社会上不断地传出预报消息，有些人干脆躲到外地去了。姐姐邓燕当时怀孕8个月，每天上班很累，想在家里休息。父亲说，你这样做，会给同志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她在父亲的鼓励下，坚持到产期才休息。　　父亲在临终前几天，神志稍清，拉着我的手，轻轻地问：“我的平反通知传达没有？”我讲：“院里已经传达了。”此时他两眼润湿了，费力地讲：“小穗记下来……感谢党，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多想为党、为军队建设再做点工作呀！……可惜！……可惜！……我来不及了！”　　临终前，父亲睁着双目，久久不闭。我知道，他还在牵挂那些没完成的工作。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邓华生平简介　　１９１０年—１９８０年。湖南省郴县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随后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纵队组织科长、团政委、师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团政委、军分区政委、平西支队司令员、纵队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司令员等职。　　解放后，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海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军区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等职。1960年任四川省副省长。1977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作者简历　　邓穗，邓华同志之子，1950年8月出生在广州。现任北京军泰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970年应征入伍。1973年复员到四川红旗柴油机厂当工人。1977年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分配到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从事电气自动化系统的设计。1980年起，任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副研究员，军事科学院生产管理部计划组织处副处长等职。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陈士榘来源：新民晚报2009-09-03 14:58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极点的公私分明：和陈赓李克农两位将军吃饭自掏腰包，不让生病的妹妹坐一次公车……　　老人86岁生日，一坛清水代替寿宴■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士榘与家人合影，前排中间为作者陈人康 资料图1948年3月，陈赓同陈士榘在洛阳战役前线 1947年1月，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这是野战军领导在一起。左起：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父亲陈士榘是人民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他上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百万雄师过大江……这让一代中国人肃然起敬、充满史诗般传奇色彩的事件，父亲都参加了，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父亲的工作都有过很高的评价。　 　1三位将军聚餐　　父亲派警卫员回家取钱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父亲和陈赓大将、李克农上将到首都机场送东欧的一个军事代表团。3位将军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很想聚一聚。陈赓说：“新街口有一家西安饭庄不错，陕西风味的，我们离开延安也十年了，到那里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　　3人赶到西安饭庄坐下点菜。当时的饭店是先结账后吃饭，服务员问：“哪位先生结账？”3人面面相觑，原来个个身上都没有带钱。不付钱就不能吃饭，父亲赶快派警卫员回家取钱才避免了尴尬。　　上菜时，服务员端上了一碗红烧肉。李克农说：“这在战争年代是最解气的。”　　陈赓对父亲说：“你还记得吗，我们长征到达陕北，为了庆祝长征胜利，痛痛快快吃了一次红烧肉，好像还是你搞到的。”　　父亲说：“没错，我当时是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为了那批猪肉费了好大劲。”　　李克农说：“那时我们伙食艰苦，干部战士哪里是吃红烧肉啊，简直是扑在肉上。”　　父亲揭陈赓的老底：“你那时候也是狼吞虎咽啊。你一边吃还一边盯着我脱下来的鞋，吃完饭你把我的鞋子穿走，把你的旧鞋给我留下。”　　陈赓笑着说：“有这么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后来，父亲回忆3人聚餐这件事说，那时的制度好啊。毛主席可能早就预料到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容易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定下规章制度不许花公家的钱。不管你是上将、大将，要吃饭也不能从国家的腰包里掏。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捡到礼花降落伞　　父亲要我们交到军务处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他是开国上将5级干部，月薪有430多元。后来毛主席带头减薪只拿4级工资以缩小贫富差别，其他领导干部纷纷仿效，父亲也主动减薪拿342元。　　我们家有6个孩子和一个养女，上有姥姥，父母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所以生活并不宽裕。父亲的秘书李柱江回忆说：“陈司令孩子多，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拿到今天来看，他家的生活水平也就刚够温饱。困难时期，陈司令的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一个月两条中华烟，4斤猪肉，4斤黄豆。当时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里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猪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各送了一些，让大家改善一次伙食。”　　我还听父亲的秘书说，那时，为了首长的休息和安全，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一个包厢（里面有四个软卧），秘书们按规定只能坐硬卧。但是父亲总是让秘书们一起坐包厢，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一笔开销。　　父亲担任工程兵司令员后不久，就主持制订了规章制度，要求公私分明，不能占国家便宜。有一次父亲的工资发下来少了26元，替他代领工资的秘书就去问财务。财务说，陈司令用了一次中吉普车，是他让财务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我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里，来回走路很累。有次她生病发烧，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结果，妹妹车没有用上，还挨了一顿批评。　　1963年我随父亲去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　　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便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焰火晚会，在观礼台上捡到一个从天而降的礼花降落伞，便兴高采烈带回家玩。父亲知道后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沾。”硬要我们马上把礼花降落伞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着说：“陈司令要求你们也过于严格了。”　　“文革”中，我曾经趁父亲不注意，把他上将军衔的肩章拿到我的抽屉里保存。父亲发现后很不客气地说：“你留这个干什么？炫耀自己是上将的儿子？”他最终把肩章收走交给了军务部门。　　抗战时期，父亲曾经缴获日本军官一块18K金的怀表，为了便于指挥打仗，上级批准给父亲使用，父亲一直随身带着。妹妹陈小琴看到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总是揣着一块怀表，有着英雄情结的妹妹就想要父亲这块怀表。父亲依然是老一套，说怀表是战争期间组织让他使用的，家里人不能用。直到1979年妹妹考上大学，父亲才把这块怀表送给妹妹，并且写上“好好学习，振兴中华”的勉励语言。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力可用，有权力也不会给他们用。”　　 3生日酒席预算　　父亲边看边皱眉头很不高兴　　父亲86岁时，心脏病几次复发，身上出现浮肿。那年他过生日，不少老同志要为他摆几桌宴席。有关部门也同意，说只需要做个预算由父亲签个字就行了。　　工作人员拿着预算对父亲说：“陈司令，给您做寿，您看看需要改进什么？”　　父亲撑着虚弱的身体，戴上老花镜一项一项地看，一边看一边皱眉头，他很不高兴地说：“这是谁让这样搞的？”　　工作人员说：“这是大家的心意。”　　父亲生气地说：“我陈士榘什么时候这样干过？不要因为生日把我一生的作风改变了！我们党历来有纪律，不能用公款请客吃饭，我一辈子都遵守了。明知有纪律，还写报告要钱，这是给军委领导出难题啊。”　　父亲还说：“我听说全国公款请客一年就要花去上千亿元，这还了得？我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可绝不是为自己享受的。”　　父亲对几位来探望他的老同志说：“陈希同做了高官就想着自己享受发财，我们共产党人为解放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儿女，如果他们知道最终有一些领导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如果不从严治党，这样的人会把我们党搞垮，人民群众也会抛弃我们。”　　父亲用虚弱的声音给大家讲：“别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节俭，不该挥霍人民的血汗，就是国民党军队也有廉洁奉公的将军。冯玉祥将军过生日，也是谢绝奢侈。有个下属给他送来一坛清水，冯玉祥非常高兴，他说清水是人最需要的，也最便宜。冯玉祥告诉下属为官要像水一样清白！”最后，父亲让工作人员送来一坛清水，算是过了个生日。　　父亲常常对我们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是锻炼青年人的大课堂，我就是部队培养出来的，我们6个孩子都被他送到部队锻炼。父亲一辈子廉洁奉公，没给我们子女留下任何遗产，我们生活虽然朴素平淡，但内心都很充实幸福。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陈士榘生平简介　　1909年-1995年，湖北省荆门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教导队区队长、红军排长、副大队长、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军参谋长、代军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参谋长，支队长、一一五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兼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　　解放后，历任军事学院教育长、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职。是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者简历　　陈人康，陈士榘同志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1968年入伍，曾在解放军第二炮兵任职，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作。　　著有《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滕代远来源：新民晚报2009-09-02 15:12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那年我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想请父亲写封信——　　父亲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努力　　■滕代远与儿子滕久明在广东从化合影　资料图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和薄一波、宋任穷、滕代远在一起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开始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了。在童年模糊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出差在外，回到北京也是早出晚归忙工作，父亲批阅文件常常到深夜。他在夜色中开着台灯批阅文件的身影，使我终身难忘。　　散步是他紧张工作后放松和休息的唯一嗜好。星期天休息时到野外或公园散步才带上我们，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1我家紧挨着一个嘈杂的汽修厂　　父亲对自己要求甚严，生活上非常俭朴，除了为出国访问而做的几套衣服外，在家里从来都是外面穿着旧衣服，内衣打着补丁；受他的影响，我和弟弟滕飞上中学时，以穿有补丁的衣服为荣。滕飞到了部队20多年，用的还是新兵时发的军用蚊帐，穿着一双补丁套补丁的黄色塑料凉鞋，骑一辆破烂不堪扔了也不会有人要的自行车。　　父亲在家里吃饭很简单，一般每餐两个菜，有一盘炒辣子、炒青菜和粗细粮搭配的米饭就挺满意了。家里来了客人和亲友才加菜。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粮、油、肉、蛋紧缺，营养不良，我们几个孩子都患上了浮肿病。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南瓜是饭桌上常见的当家饭菜。星期日母亲带着我们到野外或天坛公园挖野菜，摘榆树、柳树叶，养殖小球藻（一种人工养殖富含蛋白质的藻类）包馒头吃。从那个时候起，在父母的指点下，我们开始认识了几种野菜，知道它们也可以食用。父亲生活虽有补助，但也主动节衣缩食。一生始终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格。　　1949年初全家进北京，一直到父亲去世，20多年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区煤渣胡同某号。这是一栋年久失修的房子，朱德总司令来家探访，想给父亲换套好一点的房子，父亲说这个房子已经不错了，没有同意换房。办公厅想给他换房子或翻修改造，都被他拒绝了。我家的东墙外紧挨着一个汽车修配厂，马达的轰鸣和机床的振动越来越嘈杂，也终究改变不了父亲不搬家的决心。　 　2汽车抛锚，父亲翻越山路赶到会场　　听秘书叔叔讲，解放初期，父亲去四川视察宝成线铁路建设时，带着同行的局长、处长们翻山越岭，进出隧道，细心检查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他下基层检查工作从不借机游山玩水。到广州不游从化、肇庆，到济南不登泰山，去成都不逛峨眉山。　　有一次到集二铁路检查工作，当时天气寒冷下着雪，汽车又抛锚，父亲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车就走着去，一分钟也不能迟到。”他冒着风雪，带领身边人员翻越山路，按时赶到会场开会。秘书日记清楚地记录着他出差到基层检查工作36天而没有一天休息。为了不惊动地方领导，节约开支，他一般出差吃住在公务车上。他谢绝重庆市委负责同志请他住宾馆的好意，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们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战争年代艰苦生活和解放初期的繁重紧张工作，彻底摧垮了他的健康，使他较早患上了高血压、心脑血管病。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贪玩的二哥被父亲送到农村吃苦　　1950年秋，在湖南老家务农的大哥久翔，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探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和母亲，参加革命后一直没有机会回老家看望亲人的父亲，见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儿子，分外高兴，家里洋溢着大团圆的喜庆气氛。父亲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陪伴儿子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浓浓的亲情以及优美舒适的环境，使得久翔萌生了一个念头：“爸，你现在是铁道部的部长，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吧……”　　父亲沉思片刻后，耐心劝说久翔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部长更不能例外。再说，你在老家上有祖母，下又有爱人和孩子，你应该回去。”久翔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愉快地返回了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二哥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北京军区八一小学。在学校里，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点忘乎所以了。父亲把他转到普通学校后，他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父母决定把久光送到警卫秘书的老家——河北唐县的山区农村去锻炼。父亲对警卫秘书说：“这孩子自从跟我们进了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像生活在蜜罐里，不知农民的辛劳，不了解庄稼是怎么样长出来的。这样下去，容易变成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弟，我看还是让他到老解放区，找个庄稼汉当老师，学学种地，吃点苦，对孩子今后成长有好处。”就这样，二哥被送到农村去了。　　一下子离开了北京城，来到这么艰苦的农村，久光开始很不理解父母的这番苦心，不免情绪低落。父亲就经常给他写信，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后来由于上学不方便，父母又让他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　　 4我和几个弟弟经受了艰苦的锻炼　　1965年夏的一天傍晚，父母谈论起家里的事，秘书插话说：“久明对我谈过，他想上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想请部长给学院刘居英院长写封信。”父亲听后，淡然答道：“居英院长曾是我的老部下，但这种信我不能写。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父亲又对母亲说：“要给孩子讲清不能写信的道理，靠私情，拉关系，不是我们党的作风。”　　后来，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军事工程学院。父亲嘱咐我：“要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在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找对象。”　　“文革”动乱初期，父母身边只有读高中的四儿子滕飞和读初中的小儿子久昕，父母想，既然学校都停了课，还不如让孩子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学点真本领。在父亲的支持下，滕飞打起背包先后来到白洋淀和狼牙山，住进了农民家里，从事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初，滕飞参军那天，父亲一遍遍地检查孩子的行装，还送给他一套《雷锋日记》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一定要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做雷锋式的好战士。”　　不久，16岁的弟弟久昕报名去内蒙古插队，他把登记表拿回家，父亲戴上老花眼镜，拿起毛笔，写下了“完全同意，坚决支持”8个字。父亲特地找出一条他当年缴获的日本军毯，对久昕说：“这条旧军毯，我和你妈用了快30年，你这次离家，把它带上吧。”说完，父亲亲自把毯子放到久昕的行李包里。　　 5弥留之际写下“服务”两个字　　1973年8月，父亲抱病出席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肺炎刚愈的父亲坚持到中山公园参加群众庆祝活动，在文艺演出会上，陈云叔叔看见坐在同排另一边的父亲，就离开座位，坐到父亲身边，两位久违的老战友交谈得十分亲热。散场的时候，叶帅等许多老同志都上来和父亲握手。　　父亲身患重病时，购买的一些药品和营养品，都是自己出钱，从不拿去让公家报销。那年冬天，父亲住进了北京医院，尽管医生积极治疗，但病情不断恶化。　　在北京的久昕请假来照顾父亲，父亲就让他读文件给自己听。他始终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11月30日下午，父亲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一种久违了的革命激情，仿佛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晚上，母亲来医院了，父亲的情绪仍然很激动，此时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丧失了语言功能，母亲和久昕无法听懂他的意思。父亲急了，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究竟是什么字，谁也看不懂。母亲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突然“啪”的一声，铅笔尖折断了，久昕急忙递上另一支铅笔，重新翻过一张纸，让父亲把字写大一些。终于，铅笔下写出了“服务”两个字。　　久昕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儿子们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他紧贴着父亲的耳朵说：“爸爸是要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会这样做的，您放心吧！”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他“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是对他一生言行最为真实准确的写照。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滕代远生平简介　　1904年-1974年，湖南麻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平江县委书记、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红军军党代表、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武装总动员部部长等职。1934年赴苏联学习。1937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八路军副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华北局常委、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铁道部部长。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滕久明，滕代远同志之子。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历任沈阳军区某军参谋、连长、副营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参谋、福州军区（后为南京军区）某军团长、副师长；军分区参谋长、总参军训部参谋、部队训练局副局长、电化教学中心副主任等职。2001年6月退休。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李先念来源：新民晚报2009-09-01 15:18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借口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半途突然转道——　　父亲与叶帅在西山有次特殊“笔谈”　　■上世纪90年代初，李先念、林佳楣夫妇与女儿李小林在一起　　资料图1973年9月13日，李先念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天坛公园　　资料图1949年4月，李先念与陈毅（中）、粟裕在河南濮阳　　【新民网·晚报推荐】父亲出身农民家庭。为了谋生，他曾学过木匠。因为经常走街串巷，他广泛接触社会，成为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一批无产者。　　很多人觉得父亲做事谨慎、不露锋芒。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我的祖母是一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还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些大概促使他养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和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　　 1遭遇不公主席出面干预　　父亲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认为：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出生于1909年的父亲，年龄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留下不少非常轻松愉快的记忆。　　全国解放后，在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父亲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父亲，当时他任红三十军政委，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高兴地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西路军失败后，父亲从新疆回到延安，受到了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有位领导找我父亲谈话，让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实际上是连降六级，父亲没任何怨言地服从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父亲转而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出任参谋长。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同志曾直接对父亲说：“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可我父亲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保护好了自己，才能保护别人。” 　　 2主管财贸列入“四大名旦”　　1949年5月中旬，父亲被任命为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黑”是指煤炭，“白”是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暴涨。父亲联系了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他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亲、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1954年5月，中央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父亲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当年是陈云同志推荐父亲到中央工作并任财政部长的。陈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一、父亲当时45岁，在高级干部中比较年轻；二、他头脑清楚，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三、他爱学习，爱钻研；四、他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在新岗位上，父亲很快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　　据在父亲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同志回忆，父亲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父亲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父亲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危急关头突然驱车西山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斗争。在父亲身边做了10年秘书的程振声同志说：“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真实的历史也渐渐清晰：由于当时在政治格局的特殊地位，父亲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重要桥梁。　　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我父亲熟识。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我们的家。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父亲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隔了两天，父亲对工作人员说，我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他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等回忆，当叶帅得知他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答应了。若干年后，父亲还原了两人当时的密会场面——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父亲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烧掉了纸条。　　有了父亲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的态度进一步明确。　　后来，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少数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都主张枪毙江青等人，父亲对此持否定意见。父亲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同志商量，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　　 4一次错打年年向我道歉　　我觉得父亲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非常宽容的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到他抱怨过任何事，国事、家事都自己去消化。　　尽管没有多少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但父亲非常注重树立良好的家风。他定了许多规矩，甚至包括不准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吃饭时，他把孩子们掉在桌上的饭粒捡起来放在自己嘴里。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20多年，可他从来不许自己的孩子经商。他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家风。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父亲对我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评价。一次，他在接见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会长时，外宾问他：“你是怎么培养你这个女儿的？”父亲说：“我这个女儿从来不听我的话，她的成长完全是她独立的。”我从小生性好动，兴趣广泛，游泳、打球、弹琴、舞蹈、美术等都喜欢。父亲开玩笑地对别人说：“她是典型的‘小猫钓鱼’。”我长大后想当一名白衣天使。父亲帮我分析说：“当医生的想法不错，但是你从小就胆小，既怕血又怕死人，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吗？你得好好考虑。”　　父亲虽然是军人出身，可从来不打孩子。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挨打”的经历，父亲为此道了一辈子的歉。那时我只有八九岁，有位医生到家里来给父亲看病，妈妈说要留她吃饭。我一听，就拉着人家不让走。父亲误以为我在胡搅蛮缠，没问清楚，就往我头上打了一巴掌。尽管很轻，我立刻哭个没完，因为我觉得很冤枉。后来父亲了解到真实情况，知道打错了，以后每到我过生日，只要他在家，就会把自己的两个煎鸡蛋都给我吃，说是为那次“错打”赔礼道歉。哪怕我已经30岁、40岁，这无数个煎鸡蛋，我一直吃到他过世。　　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他从来不要求我们像他一样生活，但他的言谈举止总是在无形中让我们感动、震撼！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先念生平简介　　1909年—1992年。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6年投身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1年后历任红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1948年任新组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协助刘、邓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　　解放后，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等职。　　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作者简历　　李小林，李先念同志之女，195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1969年至1972年总参谋部第23测绘大队战士。197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历任美大工作部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副会长、党组成员，副会长、党组副书记，其间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任驻美国使馆一秘。2007年4月任副会长、党组书记。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伍修权来源：新民晚报2009-08-26 14:46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改革开放后，陈云同志提出“高级干部的子弟和亲属不许经商”的意见，父亲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强调——　　 “我们家的孩子哪个也不许经商！”　　■伍修权89岁生日与儿女们合影，左一为作者伍连连资料图1988年伍修权、贺晋年、刘震等领导听取《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组汇报创作进展情况　　【新民网·晚报推荐】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我时时思念那些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浴血奋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更思念我的父亲伍修权。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二个年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说，我讲的不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他们这一个群体，一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的队伍！父亲不过只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1哥哥和妹妹被领养的故事　　我们家一共6个孩子，其中两个有着不平常的经历。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父亲要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调回延安工作。当时家里已经有3个孩子，长途行军，交通工具有限，不允许带这么多孩子走，必须要留一个在兰州。考虑再三，父母决定把唯一的儿子老二天福留下来。当时甘肃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罗杨实叔叔提出可以交给他的母亲抚养。这样，哥哥就来到了罗家。　　罗爷爷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中医，原本生活比较安定。虽然罗叔叔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但是罗奶奶心里清楚，这个孩子的父亲一定是和自己儿子一样的人。从此，罗奶奶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哥哥，就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精心呵护，关爱有加，为躲避敌人的盘查，有时不得不跑到乡下去生活。不管有多苦多难，罗奶奶没有一丝怨言，这样哥哥在罗奶奶的照顾下生活了10年。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罗奶奶把哥哥带到北京，哥哥才和我们团聚。从此伍、罗两家就比亲戚还亲，经常互相走动，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　　妹妹延力也是因为父亲抗战结束后紧急调到东北工作，不能随行，父母原准备把她交给当地老百姓照看，等有机会再来接她。但是跟随父亲多年的公务员吴树成伯伯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这是革命的后代，交给他带吧，只要他活着，孩子就不会有问题，他保证把孩子带到东北，完好地交给父亲。吴伯伯跟随部队，历经无数艰辛，终于把延力带到了沈阳。当父亲看到吴伯伯背上为保护延力不被敌机伤害、留下多处弹痕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是这个孩子的救命恩人啊！为此，父亲时常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在最困难时期给我们帮助，抚育了我们的亲人。父亲还要求姐姐经常给吴伯伯写信，父亲也会尽自己所能，在生活上给吴伯伯一些帮助；待延力长大后，父亲就要求她与吴伯伯保持联系。　　 2我们家的四周种上了蔬菜　　1958年父亲调到中联部工作，任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195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原来都在家里吃饭，这时父亲要求我们都到食堂吃饭，每人按定量吃，教育我们要和大家同甘共苦渡过难关。父亲还对我们说，现在主席都不吃肉了，总理也不吃肉了，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都要和大家一起渡过困难时期！他教育我们在学校除了要学习好，还要和同学们一起同心同德，战胜眼前的困难。　　这段时间，中联部不仅在郊区建立了生产基地，还把机关大院的空地利用起来。我们家就住在中联部里，我们家周边空地也被利用起来养了鸡、猪，种上了蔬菜。为了使蔬菜长得好，大家还挑来了粪肥浇菜，这样粪便和发酵饲料的气味直接就散发到我家。　　工作人员很过意不去，但是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高兴的话。一天生产办公室的领导见到父亲说：“真是对不起，你看我们在你家附近种地，饲养家禽，可能影响了你们生活。但一时又解决不了，请部长谅解。”父亲马上笑着说：“没有关系，这是特殊情况，搞好生产是大事，我这里你们不用顾虑。”　　父亲是个很谦和，很为别人着想的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单位住房都很紧张，中联部有几位干部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办公厅同志只得找到我父亲，同他商量，看能不能从我们家的住房中调出两间。父亲非常痛快地说，没有问题。回到家，父亲立即嘱咐腾出一层的两间带卫生间的房子交给单位分配。　　这样，有两位同志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其中一位是烈士子女，她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父亲对我们说：“她的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理应给她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见到她，也会和她交流谈心。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像朋友一样了，她把这里当成家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她才搬走。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和亲家聊天成了调研的好方法　　1974年9月29日，父亲终于被“解放”了，全家人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爸爸看到我们这些孩子都健康，工作、生活也都有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特别是我们四个大孩子已经成家，还有了下一代，更使爸爸格外高兴。　　大姐是1967年父亲被关押以后结婚的。景贤姐夫的父亲是唐山开滦煤矿的老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退休后就住在北京，帮助姐姐照顾孩子。每次我们回到北京，没有地方住，就挤到大姐不足10平方米的小柴屋里，条件虽差，但也其乐融融。父亲出来后，很感谢他们，常常会请他们到家里来做客。每次来，爸爸总要请工作人员做些好吃的东西招待他们。　　我爱人彭加瑾的家在浙江杭州。他的父亲是省教育厅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度受到冲击，被下放到煤矿劳动，他的母亲是工人。对于父亲的关押，我公公坦言：“像你父亲这样的老革命都成了反革命，这不成了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了？！”　　父亲重新工作以后，第一次到杭州出差，就到加瑾家里去看望了他父母亲。那时加瑾家在杭州的住处比较简陋，房子也是老旧的木板房，地板也有些霉烂，他们觉得让父亲到家里去很过意不去，表示要到宾馆来看我父亲。但是父亲坚持一定要到家里去看望他们。父亲到了以后，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非常随和，同他们聊起家常，中午加瑾父母招待我父母在家吃饭，父亲对我婆婆做的一手好菜赞不绝口。父亲和我公公很谈得来，经常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这其实也是父亲作调查研究的一种好方式，他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信息。　　 4邀请住房困难的战友搬到家里来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国家经济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国内各种公司相继成立，不少人也确实赚了很多钱。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特别是个别干部子弟利用各种关系，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这时，我的一个朋友正邀我一起组建个公司，他有经营外贸业务的经验，加上我的社会关系，公司的前景一定看好。我也想，别人能干出名堂，我也一定能行。恰在此时，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高级干部的子弟和亲属不许经商”的意见。父亲把这看作是项必须遵守的纪律，回到家后，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说：“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坚决拥护，积极贯彻执行。但是现在党内有纪律，高级干部子女不许经商，我们家要遵守，哪个人也不许经商。我们的眼里不能只看到钱，还要有大局观念。”这样我只能回绝了朋友的邀请。　　1975年父亲再次出来工作后，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别人着想。孔原叔叔是个老革命，“文革”后父亲同他一起领导总参二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房子很紧张，孔原叔叔一直住在招待所，没有安顿下来。正好这时总参给我们家解决了住房，父亲看到给我们的住房还比较宽余，就对孔叔叔说：“你搬来，我们两家住在一起吧。”他也不容孔叔叔推辞，就这样定了。从此，我们两家住在一起，不仅方便了他们的工作和活动，也使我们两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伍修权生平简介　　1908年－1997年，湖北武昌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步兵学校。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1年回国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瑞金红军学校营政委，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分区司令员、红三军团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　　解放后，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驻南斯拉夫大使、中联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苏友协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作者简历　　伍连连，伍修权同志之女。1943年出生在延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1968年在部队劳动锻炼；曾在河北省广宗县、国家海洋局、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工作，正局级干部。现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曾参与组织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的海洋卷；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等大型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陈毅来源：新民晚报2009-08-26 14:58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革”中，全家笼罩在非常压抑沉闷的空气中。在这段日子里——　　父亲和我3次谈话，至今难以忘怀　　■陈毅和家人合影，后排右二为作者陈昊苏　　资料图陈毅与周恩来在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上　　资料图1940年春，陈毅与张茜结为伉俪　　位于上海外滩的陈毅雕塑　　【新民网·晚报推荐】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不同的，因而他们进行选择的具体情况也不同，这往往也就是历史进步的生动体现。我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听过父亲的一次报告，渐渐明白了人生选择的道理，并获益终身。　　 1选择　　父亲让我报考大学工科　　1958年的晚春，父亲作为学生家长应邀前来我读书的北京四中作报告。我记得他当时说：同学们应该趁着年轻时光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方向，奋斗不息，坚持到底。他说，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如果这种选择符合人民的愿望，也就是顺应了历史进步的要求，那就能够决定性地帮助这个人赢得事业成功。在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同时，历史和时代也选择了我们每个人。现在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建设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你们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将能经受住历史对你们的选择。这里所说的选择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大家应该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做出选择和经受选择的思想准备。　　一年以后，父亲在家中找我单独谈话，因为我高中即将毕业，面临报考大学怎样选择专业的问题。　　他先问我的想法。我平时对文科比较感兴趣，曾在学校的语文竞赛中得过第一名，自己觉得学文科更有把握。父亲的见解却相反，他说：“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工科方面的人材，向高端科学进军是时代的召唤，你的理工科成绩也不错，为什么不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召唤呢？我自己年轻时在成都上过甲种工业学校，想走发展科学和实业报国的道路，因为当时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学了工科也报国无门，这条路走不通，才投身革命，从事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斗争。现在进入了新时代，你如选择学习工科就能够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　　父亲一席话讲完，我的主意也定了：报考工科，将来做祖国最需要的科技人才。　　1959年9月，我因高考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准备学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的工科大学深造。　　1960年夏，中苏友谊出现裂痕，开始了意识形态论战并且波及国家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原来答应接纳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大幅度缩减。尽管我当时俄语学习成绩不错，也渴望到异国的天地去经受一番历练，但我还是向党组织表示听从分配，出国或不出国都请组织决定。最后，我和相当一部分同学没有赴苏联留学，我被转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学习。父亲后来提到这件事，对我做出的选择表示满意。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入党　　父亲给我讲早年革命经历　　1963年5月，我刚满21岁，在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独立做出的（当然受到父亲的影响）重大选择。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欣慰的是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有了第二代共产党员。　　这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到北戴河休假，利用几天时间给我讲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他说：“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父亲回忆说，他是22岁入党的，入党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徘徊的经历。“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　　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离家远行独立生活的孩子，父亲为他写了送行诗，其中提到“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　　1965年9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父亲又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讲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北非国家时，曾经参观过一家现代化炼油厂，那里采用的是法国技术，全厂只有900个工人，而与之生产规模大体相同的我们国家的炼油厂却需要1万名工人。父亲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和外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宁的话：“劳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又回到6年前对我讲过的话题：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须进一步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也能最终得到证明。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后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课题，主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我们已经规划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真正埋头苦干来实现这个远景，全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属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人，他确实不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全面内战”。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广大群众也被驱赶到形形色色的残酷斗争中，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荡然无存。父亲公开质疑这种过火的斗争方式，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批判，政治上完全被“靠边站”了。为了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多次做检查。鉴于遵守党的纪律，他那时不能向我们家人透露党内斗争的情况。　　 3改行　　父亲支持我的工作选择　　“文革”中，父亲与我的3次个别谈话，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次是1967年，正是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高潮时期，我们全家都被笼罩在非常压抑的沉闷空气中。父亲对我说：“这次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能对你们兄妹的政治前途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我的心情很沉重。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的意见而受到批判，我并不感到后悔。直到目前，你们兄妹在事业的发展上都是比较顺利的，但今后要准备独立奋斗了，不要再指望我还能给你们提供什么帮助。”　　父亲和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严肃的交谈，当时我的感受就像是大难临头。　　父亲说：“经过这场事件，我自己对从事政治斗争已经感到灰心，今后你们还是努力做好科学技术工作，再也不要去搞什么政治了。”我当时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话来安慰父亲，只是说我们对他并不抱怨，而且我们兄妹都会努力工作，经受考验，请他不要为我们担忧。　　第二次谈话是1969年。那时全国局势稍见稳定，但又酝酿着新的斗争风暴。父亲此时已退出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处在闲散的位置上。由于我所在的七机部已经宣布军管，按照上级关于组织技术干部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的要求，我8月份将赴南京军区某部当学员。临别时父亲找我谈话，希望我到部队后要好好干。他说：“南京军区有许多干部都是我的老部下，不过你这次去不要找他们，要完全依靠自己，埋头苦干，努力奋斗，赢得周围同志们的信任。要相信老百姓和广大指战员是会善待你的。只要你好好干，他们是会欢迎的。”和父亲预料的一样，我在南京炮兵部队某团当了两年学员，交了很多朋友。　　第三次谈话是1971年8月。我经过两年劳动锻炼回到北京，还是在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领导想把我调到所政工组，这也就意味着要改行从事政治工作。我拿不定主意，专程去了一趟北戴河，当时父亲正在那里休养。　　父亲表示这一次他将完全尊重我的想法。他说：这些年你在政治斗争中也经受了一番磨练。如果确实能够胜任政治工作，也是好事。他提及4年前曾表示对政治斗争的灰心，属于一种愤懑情绪的流露，而且也是想帮助家人摆脱困境。现在他已经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估计今后不会再被卷入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说，我已经老了，无力再做什么事情了。你只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将来总有一天能够发挥作用。我希望你努力吧！”得到父亲的理解和支持，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当时父亲已经动过肠癌切除手术，暂时情况还不错，我们全家人都希望他能因祸得福，从此颐养天年。　　这年11月，父亲的病情恶化，拖到12月初做了第二次手术，转过年来终于不治。很短的时间，母亲也患了和父亲一样的绝症，两个月后动了大手术，两年以后也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　　双亲在两年之内相继逝世，给我和弟妹的打击非常沉重。幸好，我们得到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照，又得到来自人民群众的同情、爱护、支持、鼓励，我们没有垮下去，相反，我们鼓足了勇气，投入了新的工作，跟随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陈毅生平简介　　1901年—1972年，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等职。南昌起义后，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指导员。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同年4月，与朱德率部转移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军委书记。1931年2月起历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历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理军长、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市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外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者简历　　陈昊苏，陈毅元帅长子。1942年5月出生在江苏阜宁，1947年起先后在大连、济南、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完成小学、中学、大学学业。1965年起先后在七机部二院、军事科学院工作。1981年至今，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是中共十六、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谭震林来源：新民晚报2009-08-27 15:30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爸爸化名到湖南调研农业生产，接触过他的农民和科技人员没想到——　　 农学院“林教授”竟是北京大首长　　■1965年夏天，谭震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邓小平同志任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新民网·晚报推荐】每当我们肃立在爸爸的遗像前，凝视他那慈祥的面容，总是心潮起伏，哀痛无限。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正直、无私的父亲。爸爸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更觉得，在他生前，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是那样短暂、那样珍贵。　　 1他太忙　　 我们常常见不到面　　从我们记事起，一年中和爸爸见面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总是忙于工作，总是不在家。我们姐弟六人，没有享受过扑在爸爸怀里撒娇的幸福，爸爸也无暇品味儿孙绕膝的人生乐趣。这给我们留下无法补救的遗憾。　　1949年5月，爸爸率第七兵团进驻杭州，我们全家随之迁到了这座历史名城。在同国民党军残余势力作斗争的日日夜夜，家中总见不到爸爸的踪影。　　1952年10月，党中央决定派爸爸到华东局工作，我们全家又跟到了上海。为了治理给苏皖人民带来苦难的淮河水灾，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战略决策，爸爸几乎没时间呆在上海，妈妈也跟着他四处奔波。我们姐弟几个，只能自己管自己。　　1954年，我们一家随着爸爸的调任，来到首都北京。然而，我们仍然常常是一星期见不到爸爸一面。就算在家，他也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不许小弟、小妹随便闯进去，更不许动他办公桌上的东西，以免干扰他的工作。　　其实爸爸是个充满感情的人，只要有空余时间，他就听我们讲各自的见闻，回答我们提出的幼稚问题，两个弟弟也有了淘气的机会。　　爸爸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与学习，只是难得有时间向我们释疑解难。记得大哥才入中学时，对于课本中的马列主义道理一时弄不懂，想去问问爸爸，可是一连几天见不到他，只得写一张纸条放在他的写字台上。第二天，虽然没见到爸爸，却见一张密密麻麻写满答案的纸放在大哥留纸条的地方。　　在假日里，只要没有会议或其他公务安排，爸爸也会带我们去公园活动一下。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在这难得的好时光，大家簇拥着爸爸妈妈，漫步在公园花间的通道上，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2他好学　　 拜师专家成为内行　　我们渐渐长大后，家里每逢周末都会开“家庭会”，由妈妈主持。爸爸如果有空也到“会”。这时，他往往会谈到他早年的经历。爸爸从小家境贫困，很小就离家到书纸店当学徒。他这个“中国第一个县苏维埃主席”，原来是自学成才的。他写的自传式文章《我的学徒生活》，曾被编入我们的高小语文课本哩！　　爸爸小时候只上过几年私塾，但他后来在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时，仍以惊人的毅力努力学文化、学理论、学专业知识。　　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号召他们这层领导干部学点外语。当时爸爸已60多岁了，但他还是从A、B、C、D念起，用浓重的乡音读单词、念句子。我们纠正他的发音时，他风趣地说：“我的普通话都讲不好，你们就高抬贵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一口湖南腔的英语也日益长进。　　爸爸主张，“对于技术专家、学者，我们必须大胆而诚恳地、虚心地与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放手让他们工作。”他分管农业工作后，不但身体力行、如饥似渴地学习农业科学知识，还拜农业专家金善宝等人为师。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在专家们的热心帮助下，他学有成效，在领导农业工作中大受裨益，连一些专家都钦佩他的学识。　　1964年，为了工作方便，他曾化名农学院的“林教授”，到湖南各地调研农业生产。由于他不摆大首长的架子，对农业工作又非常熟悉，很快就同农民及科技人员打成了一片，直接听到了基层一些有益的意见，使这次调研获得了收益，并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湖南时，谁都没有对他的“林教授”的身份产生怀疑。　　杭州有一位女科技工作者，是解放前从国外回来的。她看到旧中国蚕丝业很落后，立志为改变这种状况而贡献毕生力量，发誓不结婚。经过努力，她在蚕丝技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她领导的工厂生产的丝织品赢得很高的国际声誉。　　接管杭州后，爸爸知道了这件事，很感慨地说：“为了事业不结婚的很少，尤其是女同志更难能可贵，这样的人才要好好保护！”他主张把她作为蚕丝事业方面的代表树立起来。后来在一次运动中，有人说她是“资方代理人”要批斗她，并撤除她的领导职务。爸爸毅然制止，还说，不经他批准，谁也别想批斗她。在爸爸的保护下，这位女专家为我国蚕丝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他简朴　　 临终找不出好衣服　　解放初期，爸爸多次强调：“我们今天是接管杭州，不是钻进杭州！”在生活上，他力求简朴，衣、食非常简单。家里的餐桌上，只要有豆豉、辣子这样的家乡菜，他就很高兴。平时有什么就吃什么，从不挑剔。跟随他多年的炊事员胡阿三很感慨：“首长最好照顾。”　　家里有一把待客用的茶壶，盖子不慎摔破了，工作人员提出换一只茶壶盖，爸爸不同意：“用胶布粘一粘还可以用嘛！”就这样，这只茶壶盖换了几次胶布，一直用到他去世。　　爸爸对生活不讲究，但他也有讲究之处，那就是对书籍文件格外爱护。他总是亲自整理书架，亲自装订文件和笔记，他的办公桌上总是井然有序，几十年如一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爸爸起草报告、文件，经常是亲自动手。他办公效率高、读书效率高。所有这些都同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密切相关。　　艰苦朴素的作风来自他对人民的热爱。爸爸对下级、对群众都能平等相待，谦虚诚恳。在北京时，司机大李得了重病，爸爸非要妈妈亲自送他到医院不可，并负责到大李开刀后脱离危险。对他身边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公务员以至保姆，他都一视同仁。大家都把他视为良师益友。过组织生活时，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按时参加党小组会议。空闲时，他就和大家谈天说地。逢新年佳节，我们全家团聚时，这些同志都是家中的座上客，一起吃团圆饭。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由于爸爸与下级打成一片，所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比较了解，使用和培养干部都能做到心中有数。解放初期，他就把身边的一批年轻干部送去深造。“文革”前，每次调工资，他都和妈妈认真商讨身边工作人员的级别问题，差不多每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而母亲的级别从进城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动过。　　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为他操办后事时的情景。老人家苦苦追索一辈子，就要“归队”了，我们想把他打扮得体面一点，去见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但是，当我们打开他的衣橱时，竟找不出一套叫人称心的衣服，几乎所有内衣都是缝补过的，我们含着泪，跑到街上买了块白棉布，为他赶制了一套内衣。　　 4他坚定　　身处逆境不改信仰　　爸爸一生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十年动乱期间，他不顾个人荣辱安危，针对林彪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直言上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7年初，在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影响下，全国展开了“夺权”斗争，一大批领导干部惨遭迫害。爸爸也没能幸免。那时，我们忐忑地问他：“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严肃地告诫我们：“这是中央的事情，主席清楚。你们不要管。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1968年春，我们家两次被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撤走，我们子女都被轰出中南海，他被完全与外界隔绝。尽管如此，红墙里边还不时传出爸爸的轶闻。一次，一个看管爸爸的青年战士在玻璃上写了“打倒谭震林”，爸爸看到后，笑着对这个战士说：“你还很年轻，你不懂。”战士不解其意。爸爸风趣地说：“你知道吗？你少写了一个字。少了个‘不’字，应该是‘打不倒的谭震林’！”——这是何等的气魄啊！　　1969年11月，爸爸被送到广西“劳动改造”，随同他一起去的只有妈妈和小弟、小妹。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但却在住所周围开垦了一块荒地，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布衣生活。他像一个普通农民那样，适时播种、施肥、浇灌。秋收季节，全家人忙着收获，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　　那一年广西闹鸡瘟，很多人家的鸡都死了，爸爸在自做的鸡饲料中加了一些草药，每只鸡都长得健壮活泼。有一位司机见到后，把自己家里的几只鸡抱来，请爸爸代养，结果也安全地避过瘟灾。　　每逢过年，爸爸总要张罗家庭文艺联欢会。在北京，他的拿手好戏是《借东风》。在这里，他唱起了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随后，他又和妈妈合唱新四军时期的战歌《繁昌之战》。他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当地受命看管他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折服。　　粉碎“四人帮”后，爸爸看上去又变得年轻了，有朝气了。他说：“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顾年迈，经常到各地去了解情况。为了再现历史，1982年，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电影《淮海千秋》的拍摄。直到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国家大事。　　1983年9月30日，爸爸溘然长逝。我们子女都忙着各自的工作，不能在爸爸身边多陪伴他、多尽些孝心，只能留下永久的遗憾。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谭震林生平简介　　1902年—1983年。湖南省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军纵队党代表、司令员、政委、福建军区政委、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六师师长、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二师政委、淮南区党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华东野战军副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等职。　　解放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74年恢复工作后，历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副主任。　　 作者简历　　谭泾远，谭震林同志长女。1940年出生在安徽省泾县云岭。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分子生理与化学系，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后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一分院七○三所工作。1980年调至中国科协。1992年任综合计划局（后为计财部）局长。2000年退休。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 陆定一来源：新民晚报2009-08-28 15:24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在弥留中，依然牵挂着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民民主的权利，他用尽气力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们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陆定一同志和家人在一起　　资料图1982年9月，(左起)宋任穷、杨尚昆、陈云、陆定一、姚依林在一起　　资料图1957年4月陆定一（左）与毛泽东在杭州举行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　　【新民网·晚报推荐】父亲陆定一于1996年5月9日去世，终年90岁。中央评价他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父亲是家乡江苏省3个被授予“伟大”称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其他两人是瞿秋白同志和周恩来总理。　　父亲离开我们已1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久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挥之不去。现将我亲身经历和所闻的一些事写出来，以表对他的怀念和敬仰。　　 1力排众议，保护故宫　　解放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城市的改造。　　毛主席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分别谈了自己对北京、开封等城市建设的意见，他说：“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的规划也随即提出。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部门提出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规模清除，保留主要建筑，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也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计划甚至提出“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父亲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议，让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他认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保持原貌。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听取了中宣部的意见，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动人心魄的史实。　　 2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13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作了认　　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在工作中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学识渊博，谦虚好学　　父亲是大学毕业生，是个知识分子，他一生中提出了不少政策和建议，这都与他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　　他精通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熟悉四国外语，特别对俄语和英语尤为精通。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显现。1982年，父亲与工作人员到襄樊，看到“诸葛亮庙”中墙壁上的石刻《出师表》，他看完后指出其中某　　处错了一个字，某处又丢了一个字。当地管理人员感到十分惊讶，不相信，最后一查书，果然是刻错了。　　据党史文献记载，1986年，80岁的父亲一次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大事谈完后，两人开始聊天，父亲对那位中央领导说：《古文观止》我还能背诵。领导叫人拿来《古文观止》，从书中任选了一篇请他背，父亲果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这位领导对此非常赞赏。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语翻译的。　　父亲的学识渊博，不仅来自他的深厚功底，也来自他的谦虚好学和不断进取。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发展“两弹”（原子弹、氢弹），父亲不懂原子物理，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同志来给他讲课，一周一次，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　　 4儿子取名，被诬“反党”　　我生于1942年，家里给我取名叫陆德德，想不到这个名字在“文革”中却成了父亲的反党罪行。　　1942年，是延安边区最困难的时期。我是个早产儿，刚出生时的体重仅仅有4.5磅，妈妈没有一滴奶水，我的体重很快又掉到3.6磅，对于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来说这意味着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延安只有一头奶牛，所有中央领导同志，一家只能分到一瓶奶。朱老总得知我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我们家。李井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我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给我喂奶的，还有一　　位“廖妈妈”。可以说，我是用“革命的奶水”哺育成活的。对于这些革命同志的无私帮助，我父亲和家里人都很感动，为此给我取名“德德”，一为纪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今生要以德报德。　　直到1961年，我准备参军上大学，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提出要改名字。一次父亲向郭沫若提起：“我孩子马上要入大学了，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适，请您给他改一改。”郭老就问一旁的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德德。”郭老想了想说：“就改叫陆德吧，少了一个字，但是意思没有变，多快好省！”　　但这个意义丰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成了父亲反党的“罪状”之一：“陆定一给孩子起名‘德德’，一个是朱德的德，另一个就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的，说明陆定一很早就有反党之心。”父亲是这样反驳的：“‘陆德德’这个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们不能把庐山会议以后才发生的情况来定罪以前的事。”　 　5最后遗嘱，两宗心愿　　父亲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父亲早年投身革命，但他参加革命的原因却和许多人不一样。那个动荡的年代，大多数人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参加革命，而父亲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为了实现救国理想，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了革命。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两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打倒，特别是“文革”中，父亲母亲各被关押13年，二姨三姨四姨各被关押9年、6年、8年，外婆被逼死在狱中，我也被关6年，并打断了肋骨，三叔叔也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人老了总会觉得这十分悲慨，但父亲并不这么认为。他在《预立遗嘱》中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是没有什么遗憾。古来志士仁人，老来都有‘悲慨’，我没有这种悲慨，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把中国引到富强的道路上。哪里还有什么‘悲慨’可言。”　　1996年5月7日，父亲在弥留中，用尽气力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们上学！　　……要让人民讲话!”　　随后，他便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话，是他最后的遗言。　　这是一个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和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陆定一生平简介　　1906年－1996年,江苏省无锡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南洋大学支部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部长。1928年赴苏联，任驻少共国际代表、团中央委员、少共国际执行委员。1930年回国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兼《青年实话》主编、任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兼文化部部长。“文革”中遭受迫害。是中共七、八、十一届（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者简历　　陆德，陆定一同志之子。1942年6月生于延安。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历任安阳市经委主任，中原航空公司董事长，河南省外办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主任(局长)等职。先后被国务院授予“特殊津贴专家”，APEC授予“亚洲院士”。曾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27次，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次。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 王树声来源：新民晚报记者：王四毛2009-08-30 16:13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为了节约开支，父亲主动将身边工作人员编制减到最少——　　 为省锅炉工，他要求将家里锅炉拆除　　王树声与家人在一起，后排左一为作者王四毛资料图　 　王树声生平简介　　1905年-1974年，湖北省麻城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分队长、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第一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副总指挥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鄂西北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　　解放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王四毛，王树声大将之女。1971年就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197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77年任空军总医院普通外科医生。现任北京纽曼帝莱蒙膜建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　　父亲离开我已经三十多年了。走的时候，他还没过69岁生日，而我还不到19岁。对父亲的思念深藏在我心中——一个永远不愿被任何人打搅的地方。　　我出生后，最先名字是“季迟”，因排行老四，爸爸感觉来得太迟；后又改名“未迟”，意思是来得还不迟。我自小在八一幼儿园、八一小学寄宿。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就要返校，至小学四年级才转学回到城里，因此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但记忆中那些“小事”，有些有趣，有些让我不能忘怀，有些留给我的则是永远的震撼。　 　1、生活简单“不认钱”　　爸爸的生活很简单，不吸烟、不喝酒。家里保持着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一日三餐都是米饭。吃饭时，我固定坐在爸爸的左边。一小碟腌豇豆是爸爸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小菜，餐餐放在同一个位置，这习惯来自于他大别山的生活。　　爸爸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军校的正规训练。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永远是一身庄严、整洁的绿军装，头发一丝不乱，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次都要在穿衣镜前整装、正冠后才出门。爸爸留下的照片里，永远是站如松、坐如钟的军人形象，从未见他有懒散之态。　　爸爸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很早就起床去散步，回来后会挨屋打门，敲得山响，因此我们也不能睡懒觉。晚饭后和爸爸去散步，则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保留节目”。爸爸率兵打仗数十年，对军队、尤其是对战士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住的大院里，有许多做警卫、炊事工作的战士，晚上散步时爸爸很喜欢找他们聊天，问长问短。因为爸爸说的是口音很重的麻城家乡话，我便常常成了“翻译”。这段散步的时间，也是我和爸爸难得的交谈机会。爸爸会给我讲一些土地革命时期打游击的故事，有时也很感叹地自言自语：“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呀，中国革命死了多少人呐！”　　我们散步时，另一个常去的地方是大院里的小卖部（军人服务社），买一点点咸菜什么的。爸爸身上从不装钱，总是告诉人家“赊账”。等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由我或者警卫员再赶快回去，还小卖部一两角钱。　　爸爸“不认钱”，他的工资自己见不着，都直接交给家里的管理员，每月底再和妈妈结账。到了“文革”时期就有麻烦了——那时每逢在京西宾馆或人民大会堂开会，一杯茶要1角钱，后来涨到2角钱。于是，我们拿出许多1角钱的“毛票”放在他衣兜里，告诉他喝一杯茶要给服务员一张票或两张票。　　爸爸爱喝茶，麻城老家的“苦茶”是他的最爱。据他说，最好的茶叶是龟山“老乌龟下巴”下几棵茶树长出的茶叶。茶泡好后，杯中一半水一半茶叶，很苦，可喝到嘴里，回味甘甜。对家乡茶的酷爱，寄托着爸爸永远忘不了的那份浓浓乡情。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每人一块“自留地”　　1964年，在我9岁的那年寒假，爸爸带我们全家回了一次老家——麻城乘马岗项家冲。那时候，村里的房子很破，人穿得也破，屋子里不用说家具，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破床板上只有一团黑乎乎的棉花套，没有被里被面……从老家回县城的路上，爸　　爸问我：“你有什么感想呀？”我回答：“只有一个字：穷！”当年报纸上正宣传全国农业实现机械化，我问爸爸：“不是全国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吗？这里怎么连个铁片也没见到？”爸爸听了以后，一路无话。　　从那年起，我回到城里走读，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多了。当时家里有规定，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因为我年纪小，“规格”降低到只洗袜子和内衣，父母嘱咐阿姨“绝不可包办代替”。　　爸爸还在家中的院子里划给我们每人一块“自留地”。记得我那块地是用来种花生的，从挖坑、下种、拔草、浇水，到收获、晾花生……小时候，只知道样样事情很好玩儿，后来才明白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让我这出身“大官人家”的“大小姐”更接近劳动人民、更接近土地、更尊重劳动。　　我们家在一个部队大院内，原本要为我们再围上一圈高墙，变成“独门独院”，但爸爸不让，只是种了一圈小柏树。按级别，组织上要给爸爸分配警卫员、警卫参谋、生活秘书、办公秘书等工作人员，爸爸则把人员编制减到最少。为省一个锅炉工，他要求将家里的锅炉拆除，把自家的管道和大院的管道连起来，和大家一样按国家规定按时停送暖气；原本家门口的小马路上有巡逻岗和固定岗，在他的要求下减去了固定岗。　　爸爸就是这样，不愿用高墙将自己隔离，力求将“厚禄”减到最薄，他不愿见到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筑成的共和国长出新的“贵族”。　 　3、带我上班为打饭　　“文革”开始后，连空气都变得紧张而严肃。终于有一天，妈妈被整，在医院不能回家。那是1968年夏天，当天晚饭后我和爸爸正要出去散步，家里来了许多人，有4个人和爸爸到客厅去谈话。只听得谈话声一声比一声高，最后爸爸站起来试图向外走，那4个人手拉着手挡在他面前。争执中，爸爸走出客厅，走到大门外，那些人很快连推带拉地把他带上早已准备好的轿车，驶往军事科学院。　　平时常听妈妈讲，爸爸有心脏病，我只觉得爸爸当晚很危险，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天蒙蒙亮，爸爸很精神地拄着拐杖回来了。一进门就告诉我：周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指示“立刻放人”。接着，他就心疼地问我：“一夜就守在沙发上没睡呀？”他还得意地告诉我：“一晚上，他们让我表态，我什么都没说，他们骂我‘老狐狸’。”因为爸爸的“顽固”，有人对他施以拳脚。这点，爸爸从未向家人提起，是警卫员告诉我的。“文革”后期，当那位干部生病卧床时，爸爸还去他家探病，让他感动不已。　　随着“运动”的发展，军事科学院火药味也很浓。当时，爸爸受叶帅指定，主持院里的日常工作。那时，军科院几个食堂中，有专门的将校小食堂。因为派系斗争，爸爸不去食堂　　吃饭，不愿为“在哪个食堂吃饭就好像支持哪一个派别”而引起“群众斗群众”。就这样，为了解决午饭问题，爸爸天天带我去上班，目的就是让我帮他打饭。我将饭打回16楼宿舍，那是爸爸午休的地方。而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宿舍里用一只长柄的铝制小奶锅给爸爸焖米饭。爸爸的牙不好，我总是盛出软软的米饭给他。他总是问我：“锅巴呢？”一定要我将锅巴盛给他。不知是他喜欢吃锅巴，还是怕浪费粮食。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吃饭时碗里不能剩一粒米，绝不能浪费一点粮食。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4、以身作则不违纪　　爸爸50岁时才有了我，妈妈此前为他生了3个儿子。爸爸曾开玩笑地说，如果老四还是儿子，他会继续努力，直到有一个女儿。　　爸爸视我如“掌上明珠”，对我特别宠爱。我从小就喜欢在爸爸的书房逗留。他常常在看文件累了的时候，让我给他读报纸，读到国内或国外发生什么大事时，他还会带我到客厅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前，一起找发生事件的国家或地区。平时，爸爸爱写毛笔字，我总是“笔墨伺候”，他慢慢写，我慢慢研。“文革”时妈妈整天在医院受批判，我就变成家里的“大厨”，爸爸看到我在厨房操刀切菜，总会大惊小怪：“快放下刀，小心切手！”　　1969年冬天，我当上了一名通信兵。有一年春节，连里没安排我回家。初二上午，爸爸打电话到连队，问我是否可以回家。我知道，他一定是在家很想我，不然不会打电话来。可我的请假没被批准，我只好告诉爸爸“不能回家”。过了大概1个小时，通信兵大院传达室来电话，有人探访我。我跑去一看，是爸爸，就在传达室门口，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我们在传达室坐了不长的时间，说了说话，我就归队了。当时，我觉得有些委屈，可爸爸没说一句“宽慰”的话，他站在寒风中的样子，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让我懂得如何去维护军队铁的纪律。　　1972年秋，我在上海第七军医大学就读的第二学期，暑期返校后，很快我就写信给父母。爸爸在我这封信的信封和信的末尾，认真地注上：这是第一封信，已回信……一次，我在上海生病住院，痊愈后，写信告诉父母。在我去信的信封上，爸爸写上：“可爱的丫头，你的病是真好了吗？”爸爸去世后，妈妈把保留着的信封给我，我至今将它留在身边。　　后来，爸爸得了食管癌，住进了医院。因为他吃饭吃不好，组织上找来四川、湖北的厨师在医院为他做饭。那时，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是陪他吃饭，但他基本不吃，只是看着我吃。就在父亲去世前几天，周总理曾去看过他，当时的情景和总理与父亲的对话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留给我永远的震撼。后来，爸爸的情况越来越不好，终于在1974年1月7日离开了我们。爸爸去世后，我没有再递交过入党申请书。我自认，此生永远达不到爸爸的境界。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父亲从不要秘书代笔起草讲话稿来源：新民晚报2009-08-31 15:00　　父亲曾多次变动工作。担任部长的他如饥似渴地学科学技术，拜师开机床开拖拉机。他说，做一个领导干部，不懂业务是不称职的——          父亲从不要秘书代笔起草讲话稿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49年秋天，陈正人、彭儒夫妇与儿子陈瑞生合影陈正人和彭儒（资料图片）彭儒与陈正人合影　　陈正人生平简介　　【新民网·晚报推荐】1907年-1972年，江西省遂川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万安县特别支部书记、万安县委宣传部部长、万安农民游击队党代表、中共遂川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5月率游击队上井冈山后，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吉安地区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5月起因病休养。1937年回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解放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家农业机械部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72年4月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作者简历　　陈瑞生，陈正人同志儿子，1933年10月1日生于江西省瑞金县。　　195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任教。原任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获得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此刻，我更加思念我的父亲陈正人。　　父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我父亲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被选为大会七位常务主席之一，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新中国诞生后，他先后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和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　　红军走了　　父母把我留给奶妈抚养　　我生于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瑞金。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挥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开始了震撼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那时，我刚刚一岁。父母亲在离开瑞金之前，把我托付给潮陂头村的奶妈抚养。母亲对我奶妈说：“大嫂子，我们红军要撤离瑞金了。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请你们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白狗子回到瑞金后，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迫害红军家属。奶妈带我东躲西藏，潮陂头村的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地掩护我。我吃过许多妈妈的奶，也吃过许多人家的饭。　　我五六岁时，奶妈生了几个孩子，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养父就把我卖到大柏地高丘村一个姓陈的人家。这户人家没有男孩子，刚开始把我当儿子看待，还让我上了两年小学。后来，他们自己生了3个儿子，从此我便失学了。白天放牛砍柴干农活，晚上做鞭炮、浇蜡烛、做金锭银锭，每天都劳累不堪，吃晚饭时困得连筷子都掉在地下。打摆子、拉痢疾也不给我治疗，人瘦得皮包骨头。　　2　　国恨家仇　　一笔笔记在反动派账上　　1949年8月瑞金解放了。解放大军路过高丘村时在墙上贴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上面清楚地写着“政治委员陈正人”。一位老公公乐呵呵地招呼我说：“快来！瑞生，这下可好了，你爸爸回来了！”当时，我的心“突突”地跳着，看着父亲的名字，我本能地叫了一声：“爸爸！”两行热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9月的一天，警卫连的龙指导员带着父亲写的亲笔信来瑞金接我。在南昌城，我和父母亲幸福地重逢了。一瞬间，我的眼睛模糊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父亲亲切地对我说：“瑞生，回来了就好，别难过。”　　有一天，我委屈地对父亲说：“您知道我从前是过着怎样的日子吗？你怎么不早把我接出来啊？”父亲沉思片刻，然后耐心地对我说：“是啊，孩子，你和姐姐在旧社会都吃苦了。这仇和恨要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账上。”　　从父亲的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老家是江西遂川县盆珠乡大屋村。奶奶为保护我父亲、保护红军，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把我奶奶的乳房割了，凶狠地说：“我看你还喂养共匪崽！说！你儿子到哪儿去了？”奶奶忍着剧痛，没有吐露出半点我父亲的情况。最后，敌人用梭镖刺了28刀，还惨无人道地将我奶奶剖腹示众。讲到这儿，父亲两眼湿润了，我也哭了。父亲说：“世界上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孩子的道理？把你和姐姐扔下走了，我们心里也很难过。可是在那战争年代，我们成天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怎么能带着你们走呢？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那样做。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而是为广大劳苦大众和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能过着幸福生活。这些道理，将来你会懂得的，也会谅解爸爸妈妈的。”　　父亲从东北一到南昌就被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住在豫章路3号，这里原先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住宅。父亲让我睡在他床边的一张大沙发上，帮我盖被子，时不时地摸摸我的头，有时还亲亲我的脸，似乎想以他的慈爱之心，弥补15年来对我感情的欠缺。母亲订了一瓶牛奶，让我每天早晨喝，另外还煎一个荷包蛋给我吃。那时，虽然我已16岁了，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长得很矮小。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很快就长高长胖了。后来，我身高达到了一米七。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　　大龄学生　　16岁和妹妹一起读小学　　1949年底，父亲要到中南军区所在地汉口去开会，顺便带我去治病并熟悉一下我要去的学校。　　一天，父亲风趣地对四野干部子弟学校的王长德（谭政夫人）校长说：“我给你带来一个‘大学生’，你收吗？”王妈妈（我们同学都这样称呼她）说：“我办的是小学，怎么收大学生呢？”父亲呵呵地笑了，说：“我这个‘大学生’，不是一般的大学生，而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学生。”父亲拉着我向王妈妈介绍说：“就是这孩子，已经16岁了，还没有怎么念书，因为战争耽误了。他现在刚刚学识字。以后，得请你好好教他。”　　1950年春，我第一次跨进了四野干部子弟学校的大门，教导处主任把我安排在二年级，同陶斯亮和我小妹妹一个班。她们都比我小八九岁，真使我羞愧难当。　　1953年夏，我用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小学六年制的学业，并且获得了品学兼优的奖状。在小学，我先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后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父亲于1952年底奉调到北京工作，于是，我从武昌到北京考中学，住在前门外大栅栏斜街李铁拐胡同三元里客店。父亲当时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当他接到我写的信后，百忙中来到偏僻而又狭窄的三元里客店看望我，同时还亲切地和我们的老师交谈，了解我的品行和学业情况。考试后，我被师大附中（即现在的101中学）录取了。那时，我已近19岁了。还是父亲想得周到，他考虑到我的年龄大，帮我联系了北大工农速成中学。于是，我参加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考试。结果也被录取了。这样我就改上北大工农速成中学，以4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　　1955年在中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我是第一个入党的。　　1957年夏，我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父亲经常同我交谈他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体会。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对我学习哲学有很大启发。有一次，父亲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顺便谈到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的情况。主席说：“哲学怎么能仅仅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学到手呢？应该到工厂呆一段时间，到农村呆一段时间，到部队呆一段时间，这样，才能把哲学学到手。”从这以后，父亲到北京的一些工厂、农村去视察时，常常把我也带去，让我能更多地接触工厂和农村的基层情况。　　4　　言传身教　　每干一行从外行变内行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父亲的工作岗位变动很多，但是，他总是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　　1952年底，他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部长，开始不太熟悉业务。于是，他翻阅大量科技资料和书籍，虚心拜工人和专家为师，如饥似渴地学习建筑科学技术。1959年，父亲担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又潜心钻研农业机械科学，星期天也不休息。一面刻苦学习农业机械业务和理论，一面大胆实践从开机床到驾驶拖拉机，他都虚心地跟工人师傅学。　　父亲常常讲，做一个领导干部，不懂技术和业务是不称职的。他从不要秘书代笔起草任何讲话稿和报告，即使报刊约他写的文章和社论，他也是亲自撰写，改了一遍又一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1962年夏，我和春生姐姐都从北京大学毕业了。看到我们成为陈氏家族第一代大学毕业生，父亲非常高兴，他在一把折叠扇面上给我题词纪念：“有志者事竟成”。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倾注了父亲呕心沥血的教诲。我从一个放牛娃能成为一个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除了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外，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前进的航标。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千万不要忘乎所以来源：新民晚报2009-09-09 09:26　　 一天晚上，父亲把全家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说：中央可能要求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1956年，胡耀邦夫妇与儿女们合影　　我的父亲胡耀邦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但是我的回忆和思念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他常常出现在梦里，以至我夜不能寐。　　胡耀邦生平简介　　1915年~1989年。湖南浏阳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兼青年部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抗大第一大队政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第三纵队政委，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后，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75年恢复工作。先后任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满妹，现用名李恒，胡耀邦同志的女儿。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1968年参加工作，当过兵，做过工人。198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先后担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兼任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和北京华康广告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后在北京市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1989年起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至今。　 　1　　保护神　　“不要老是批评孩子”　　无论世人如何评论我的父亲，在我这个女儿的眼里，他首先不是领袖，而是一个最慈祥的父亲，一个最善良的益友。他从没打过孩子，甚至都没有大声呵斥过我们。　　“文革”后期，家里有了第三代，父亲十分疼爱这个小孙女。有一次，小孙女牙疼，正巧家里没别人。父亲想尽办法哄了半天还是没用，他只好一边急着找人带她去看病，一边无可奈何地牵着她的小手在院子里转圈，给她讲故事，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有人回家。　　1984年5月3日，父亲应金日成主席之邀去朝鲜访问。那时我的儿子睽睽还没上幼儿园，听说外公要出国，就吵着要去送行。我便带着他去火车站，“代表全家”送送父亲。那时父亲住在办公室，平常很少回家，这回出访也是从办公室出发。　　我们到了车站。听说父亲马上就到，前来送行的赵紫阳、习仲勋、胡启立、杨得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从候车室走出来，站成一排。父亲刚下汽车，机敏的睽睽就一边喊着“爷爷！爷爷！”一边冲了过去。还没等众人跟父亲打招呼，睽睽已经用小胳膊紧紧搂住父亲的双腿。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大家一下子都愣了。只见父亲笑着弯下腰，双手搂住睽睽，和颜悦色地问：“噢，你来了,你来干什么呀？”睽睽扯着父亲的衣服回答：“我要亲亲爷爷！”这时，记者们的镜头一下子都对准了祖孙俩。只听见睽睽说：“你再低点儿，再低点儿嘛！我还是够不着！”父亲便把身子俯得更低，笑眯眯地说：“这下够着了吧？来，亲一个，再亲一个！”　　等睽睽扒着父亲的脖子在他脸上“乱啃”了一通后，父亲才直起身子，微笑着连忙走向送行的人们，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父亲这个举动，尤其是当时还有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场。我心里也十分不安，但父亲一向就是这样爱护并尊重每一个人，哪怕是不谙世事的孩子。　　睽睽是我们家第三代里最小最淘气的一个孩子，每当他做了什么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我和我先生总是不由分说地当众批评他。但只要父亲在场，他总会为孩子开脱，说他是“精力过剩，能量太多没地方消耗”。父亲还告诉我们：“不要老是批评孩子，把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都压制住了。”难怪睽睽在他的作文里说，他的外公是世界上最慈爱的外公，是他的“保护神”。　　1986年上半年，父亲主持起草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文件，中央要在北戴河讨论决议草案。那时他已准备在中共十三大退休，故破例带着我们一家老小一同前往。路经承德，在避暑山庄停留的近两天时间里，他牵着孙儿孙女的手，边参观边给他们讲故事。看到父亲，游客们一下子都涌了过来，争着要和他握手、照相。他不让警卫阻挡，主动跟大家打招呼，问他们从哪儿来，都去过哪些地方……回到住地，父亲兴奋地说：“现在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自发地旅游了。今后国家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满足大家的需求。”　 　2　　打招呼　　唯一的一次家庭会议　　父亲当选为党的主席，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件压力挺大的事。记得那天，父亲开完会回到家，吃过晚饭，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我们说：“中央可能要求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给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　　印象中，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次家庭会议，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我们谈话。当时屋子里鸦雀无声，空气仿佛一下子凝重了许多。我偷偷环顾四周，鼓起勇气开玩笑说：“得了，得了，我们知道！咱们家，肯定是在你官居高位时夹着尾巴做人，在你走麦城的时候跟着你倒霉。”听我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父亲也笑着说：“好嘛好嘛，知道就好！”接着，他又让秘书打电话，给老家的亲戚定下几条规矩：不许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许家乡搞庆祝游行；不许进京找他办私事；不许打着他的旗号找人……　　即便如此，老家还是有人找来，向父亲要项目、要物资。父亲对此都一一婉拒，他指着满书柜的马列著作，认真地说：“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那年，伯伯的二儿子中学毕业，县里的领导把他安排在县招待所工作。父亲得知此事后，让那位领导马上把人退回农村去，还特意让伯伯来一趟北京。　　伯伯不知父亲的用意，高高兴兴地拎着父亲爱吃的腊肉、活鳝鱼来了。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问：“哥哥，你搞些么子名堂？崽在农村待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伯伯辩解说：“没搞么子呀，是别个给我帮的忙。他好歹也是个中学生，人家的崽当得干部，我的崽为什么就当不得？”父亲说：“当干部可以，但要基层推荐选拔。”伯伯问：“他们要不推荐选拔怎么办？”父亲说：“那就当农民。”伯伯火了，说：“我走，再不进你家的屋！你当你的官，我当我的农民！”说罢，转身就去了北京的堂姐家。　　事后，伯伯也想通了：“他当领导的，不这样要求自家屋里人，又如何去讲别家咯？”　　 3　　“防震棚”　　父亲一直住到1984年　　父亲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私人馈赠，不管是外国元首赠送的高级汽车，还是国内单位或个人送的小纪念品。去江西共青城视察时，共青人送给他两个羽绒靠垫，他收下了，当场付了钱；出版社送来一套《辞海》，他一收下就付钱。父亲总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做人既不能因善小而不为，也不能因恶小而为之，这是原则问题。　　父亲地位的变化，并没给我们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他的工资待遇还是当年任团中央书记的水平，一直拿到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　　1984年以前，我们家一直住在富强胡同6号，父亲住的还是那间1976年唐山地震时被震斜东墙的卧室。说是卧室，其实是过道里用箱子摞起隔出的一间穿堂房，还不到10平方米。地震后，父亲的床头就紧靠在往西倾斜的东墙下边。为防止哪一天那堵墙真的倒下来砸到人，我们在床的四周用四根木柱子搭起一个“防震棚”，父亲在防震棚里住了好几年，直到1984年搬家。　　记得父亲任中央秘书长那会儿，中央办公厅就希望我们家搬到中南海去住。父亲不肯，说要在富强胡同住下去。那时刚粉碎“四人帮”，社会上很乱。父亲每天上下班的路径，上访的人都知道。路上只要有人拦他的车，父亲就让司机立刻停下，直接面对面地与拦路的人交谈，警卫人员抱怨警卫工作没法做。　　后来，邓小平和陈云认为，父亲长期住在这个危房里不安全，两位领导人亲自出面劝说。父亲知道不搬不行了，就交代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一定要搬的话，搬的房子一不要好，二不要大，只要离中南海近，方便工作就行了。”后来找到的这个小院当时是中央警卫团的营、团职干部宿舍，大杂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房子是多年没修的老房子。父亲觉得虽然院子小房子旧，但一边通着街道，一边连着中南海，既方便客人来访，又方便去中南海办公，就同意了。搬家前房管人员提出：房子年久破旧，需要大修。然而父亲谢绝了。他说：“就简单修修吧，不要大搞了。要大修，等以后老百姓都有了房子住再修。”结果，搬进去的第一天，二哥一进客厅就把地板踩了个洞。　　父亲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盛行之时。但是，我们兄妹四个都自觉做到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大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埋头研究曹雪芹身世；二哥在清华大学搞科研；我在《中华内科》杂志伏案编辑医学刊物；三哥则远在南京，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员。　　我常想，如果说父亲为政清廉，无愧于国家和人民，那我们兄妹为人处事严格自律，也算是无愧于我们的父亲了。 [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罗荣桓来源：新民晚报2009-09-09 15:21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成长的路上，老一辈的关爱从未间断，我受益至今——　　小时候，父亲对我说：“女孩学医挺好”　　■罗荣桓与家人合影　　毛泽东给罗荣桓授衔授勋　　罗荣桓60寿辰与林月琴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即将迎来60岁的生日，非常有幸与新中国同年。近来，我经常回忆往事。虽然父亲罗荣桓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那时我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十几岁女孩，但往事历历在目，如同一粒粒珍珠，在穿越时空的隧道里发出耀眼的光芒。　 　1来得正“巧”　　10岁生日让我心跳　　记得我10岁那年，北京市市长彭真请全北京所有10岁的孩子到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做客。那天，我们坐在宴会厅的地板上听主会场转播，还看了儿童艺术剧院表演的《雪女皇》。从那时起，我就真切感受到父亲这辈人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共和国10年我10岁……今天的红领巾明天的红旗手……”的诗句，至今仍让我心跳不已。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聂荣臻伯伯和张妈妈带着一盒蛋糕来我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生日快乐”。我一把接过蛋糕，居然忘了说谢谢。妈妈将我拽回来，要我请大家一起吃生日蛋糕。现在回想起来，我得到的爱是如此隆重：爸爸将我画的一幅大公鸡挂在客厅里，久久不肯摘掉；我入少先队的照片被放在父亲客厅和聂伯伯办公桌上最显眼的地方，照片背面是父亲工整的题词“入队纪念永志不忘”；颐和园里，我和小伙伴围在周总理身边合影；火车上，朱德总司令、康妈妈手把手教我玩撒棍的游戏；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国庆之夜，我和小伙伴争抢着与刘少奇主席握手的一刻，出现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常想，也许，这一切与我生于1949年10月不无关系。父亲常跟我说起，我的乳名叫巧巧，是因为他受过伤，身体很不好，苏联医生说他活不了3年。但是，1949年有了新中国，有了我，给他带来了新希望，他的战友和同事们也对我这个来得很“巧”的孩子另眼相看。　 　2学习要实　　读懂毛选先学历史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常要求我写好毛笔字。他常说，字如其人，写字时身子要坐正，眼睛要平视，紧紧握好笔。他会悄悄来到我身后，突然拔我手中的笔。他说，拔不掉才算握得紧，因为他的先生就是这样教他的。我写完了，父亲就仔细为我批改。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组织了毛选学习小组，每人写了篇学习心得交给他。他看了看说，字写得有进步，又问我：“为啥要学毛主席著作？”我说：“大家都学嘛。”他又问：“看得懂吗？”我心有点慌了，实话实说：“不太懂，连里面提到的赵公元帅是谁都不知道。”我说：“管他呢，反正和你一样是个元帅。”父亲大笑起来，他说：“毛主席的书要读懂，首先要懂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你们现在年纪小，好好学好基础知识最重要。”　　父亲最喜欢考我们时事知识。吃饭时，他向一大圈孩子提问：最近谁来我们国家访问了？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说是“来杭”夫人来了。他笑着说，“来杭”是妈妈在院子里养的鸡，不是夫人。他又问我们：“共产主义啥样呀？”我抢　　着说：“共产主义就是按需分配，就是不用干活，领饭票吃饭。”他为此笑话了我很久，他说：“这不是共产主义，这是‘懒人主义’。”　　父亲的毅力最叫我佩服，每天清晨5时30分，他一定在走廊里做早操，从没间断。就是他做操的声响将我唤醒，养成了我早睡早起的习惯。他每天练习1小时毛笔字也从不间断。他写得一笔好字，却最不愿题字。有的记者在他办公室外苦等几小时，也不得不空手而归。他也不愿意照相，人多的地方找不到他。他常常讲，年轻人不要爱虚荣、爱出风头，要脚踏实地。他不希望我们成为“空头政治家”，一直希望我们成为专业人才。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快乐分享　　三家老小亲如一家　　父辈用生命换来的友情、亲情浓得叫人难忘。有一次，父亲和贺龙伯伯、聂荣臻伯伯一起看战斗纪实片。电影刚结束，他们就忙叫秘书询问“发给部队的冬衣收到了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英雄不能穿破衣。”平时，这三位元帅的关系最好，三人经常穿一样　　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甚至连拐棍也一样。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铁三角”。　　1960年左右，我家和贺龙伯伯、聂荣臻伯伯等几家在广州聚会时，大伙提议办“人民公社”，今后都在一起吃“大锅饭”，妈妈被“推举”为“社长”，专管采购、烧菜等事项。1999年，“人民公社”的成员家庭搞了个大聚会，足足好几十口人，下一代也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我希望他们能懂得，世上有一种快乐叫分享。　　有一年，聂伯伯发现了一片芦苇荡（就是龙潭湖），三位“老帅”从此爱上了钓鱼。有时谁钓上十几斤的大鱼，孩子们就提着桶、端着盆，挨家挨户地送鱼，警卫连、大食堂都会跟着“打牙祭”。　　当时，贺龙伯伯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长辈之一，他旁边围的孩子最多。他常给大家讲有趣的故事，还专门为我们这些孩子请了游泳教练和乒乓球教练，游泳就成了我坚持数十年的运动项目。他带我们去看第26届世乒赛，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国际赛事，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响起，爱国主义情怀充盈着每个人的心胸。　　父亲是大家庭出身，兄弟姐妹7个，可能这是他从小就要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喜欢分享的根源。他和母亲做人的原则都是“雪中送炭”，　　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伸把手。父亲长期做干部工作，他老是讲，干部部要成为干部的家：谁家有矛盾要调解，谁家在京子女无人照料，都要尽力帮助解决。所以，我们家的朋友特别多，哪怕“文革”期间，只要能帮别人，母亲仍然会像父亲在世时一样，热心助人。她去世时，花圈摆满院子，一直摆到大街上。　 　4看得透彻　　父辈关爱伴我成长　　我小时候，父亲经常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还说：“我看，女孩子学医挺好。”　　父亲参加革命前，是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他一直认为，疾风暴雨式的战争年代结束后，踏踏实实地做专业技术工作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未来，国家建设也急需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他说过，共产党人生病，国民党人也生病，做一名好医生，谁都需要你。　　迎奥运的日子里，北京曾经举办医务人员英语考试，我在千余人中以前20名的成绩入围。一位外籍教师追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么纯正的英语发音。我无法告诉他，我受过“高人”指点，这个“高人”就是我的父亲罗荣桓。　　上初中时，录取通知书上有一栏选项，让我们选择学习英文或是俄文。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恢复中学英语教学。因为我上过俄文补习班，所以想选俄文。父亲帮我郑重地填上“英文”。他说：“中苏两国交往很多，但知识领域里还是英文参考文献多，你将来会知道有用的。”后来在“文革”中，我仍然坚持学英文，所以时至今日，我的英语成绩还能“脱颖而出”。　　现在回头看看，在我成长的路上，老一辈的关爱之情从来未间断过。事后证明，父亲这些老一辈的洞察力、判断力真是不得了。　　1978年，我生过一场大病，当时对前途有些灰心，而父亲早已不在身边。多年把我唤作“干女儿”的聂荣臻伯伯把我带到北戴河海边，鼓励我养好身体，继续学习。出国后，我感觉一切新鲜，给聂伯伯写过很多信，他看了特别高兴，还把有些信转给当时主政的胡耀邦叔叔，和他一起“分享”。　　1982年回国后有一段时间，我感觉特别不顺，看到很多人离开部队、离开医院，我也动过转业的念头，打了转业报告放在抽屉里，但最终还是坚持留了下来。我想起父亲说过，人生有很多诱惑，但自己要有原则，必须先干出来才有人承认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的光芒依然照耀着我。　　编辑部催我交稿，但我久久不愿结束这篇文章，因为我好像是在这里与父辈交流，诉说对他们无尽的思念。我想让他们知道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想向他们汇报我所走过的路。我想说，是他们用一言一行塑造了我，使我的人生变得多姿多彩；是他们让我懂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坚持到底的决心。我与大家分享我感受到的父爱，希望也能潜移默化地将爱传给下一代。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罗荣桓生平简介　　１９０２年—１９６３年。湖南衡山（今属衡东）人。早年在长沙协均中学、青岛大学读书，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１９２７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鄂南暴动和秋收起义，随部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连、营、支队党代表，纵队政委，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委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分局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委等职。　　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作者简历　　罗北捷，罗荣桓同志之女。1949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入伍，1970年入学，1971年入党。1973年分配回北京，在军队医院先后任实习医生、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其间曾赴加拿大学习两年。现已退休。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陈云来源：新民晚报2009-09-10 16:35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到人事部，当时教师社会地位低，待遇差——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　　 　　■1984年春节，陈云在给孙辈们发“压岁钱”　资料图　1951年5月20日，陈云接受阿沛·阿旺晋美献哈达　　资料图陈云夫妇　　1961年1月，陈云同志同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交谈新华社图　　【新民网·晚报推荐】1995年4月10日，爸爸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整理财产：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各项补贴约250元，每月上缴所得税31.05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当年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家属可领到10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再加上不到2万元的稿费，这就是爸爸一辈子的全部积余……　　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唯有“学习”这件事他提倡“多多益善”。脑海中留存的与爸爸在一起的画面，最深的印象也都是谈艰苦朴素，谈学习。　 　1不搞特殊　　支持女儿当山区老师　　从记事起，就知道爸爸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怀柔有靠近县城的地方，有山区、半山区、深山区，爸爸说：“你要做好到最艰苦地方去的思想准备。”后来，我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爸爸一再叮嘱我，要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不能搞特殊化。　　一段时间后，我回来跟父亲说，那个地方很冷，很多同事都有狗皮褥子，我也想让家里给买一个。父亲当时就问我：“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有？”结果到最后也没给我买，等我回城上大学后，他还打趣：“看，没有狗皮褥子也挺过来了吧！”　　在公社教书的日子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人，人生地不熟的，常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得知我没请假后，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他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山区学校。　　 2掰着手指　　细算农民“手纸账”　　由于公社离市区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爸爸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得出，爸爸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印象最深的一次对话，是我跟爸爸提起：“乡下条件很差，老乡也不讲卫生，连手纸都不用。”爸爸听了以后，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他告诉我，农民还很穷，北京郊区农村的生活条件算比较好的，但和城市居民相比各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当爸爸知道我每次回到城里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时，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我的小名）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爸爸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天的当家菜，这东西卖得贵了百姓买不起、吃不上，这哪儿行？直到后来病重期间，他还关心着北方的大白菜。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三次修房　　皆因父亲不同意　　北京西城区北长街58号那处老房子，爸爸从1949年进京，在这里住了整整30年。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涂料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爸爸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爸爸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爸爸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4重回讲台　　令父亲非常高兴　　如今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学生寄来的贺卡或是打来的问候电话。即便退休了，还有不少学生来看我，把我当成朋友，有的学生结婚时还请我当证婚人。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当年我选择放弃国家机关干部的岗位，重新站回讲台前，爸爸“举双手赞成”。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时，教师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待遇也比较差，整个教育系统都非常缺教师。爸爸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给大家起个带头作用，爸爸跟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回家把这一选择告诉爸爸时，他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详细地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还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5两个核桃　　成了父亲健身球　　爸爸70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每年放假我都会带些回家。爸爸就想到，能不能找两个核桃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老乡一说，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头大的送给爸爸。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爸爸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爸爸的老家是上海青浦，从小就和评弹结下不解之缘。由于闹革命、工作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听，1959年他养病期间又重听起来。工作劳累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得到放松和休息；身体不适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忘记病痛。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　　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早晨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就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陈云生平简介　　1905年－1995年。上海青浦人。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共特科书记等职。1933年1月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6月到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9月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7年4月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纪委第一书记、中顾委主任等职。　　中共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全会补选）、委员（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任职），第六届（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七届、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2年3月至1934年1月任职），六届（六届五中全会当选）、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作者简历　　陈伟华，陈云同志之女。194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师。1978年3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人事部工作，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历史教师，曾任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粟裕来源：新民晚报2009-09-11 15:46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星期天只要有空，爸爸就带我们去实弹射击，还常常比赛。一次，我和弟弟都没打中特设的目标，爸爸笑着接过枪，压上子弹，然后瞄准——　　一枪打碎了几十米外的半个乒乓球　　■粟裕大将与儿子粟戎生（右一）、粟寒生合影　　资料图1940年，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在皖南合影。前排左起：周子昆、袁国平、叶挺、陈毅、粟裕　　资料图1940年，粟裕（右）、陈毅在苏北黄桥战役前夕　　【新民网·晚报推荐】爸爸粟裕的名字，同人民军队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历程连在一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留下了不朽的勋业。1984年2月5日下午4时30分，爸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悲痛欲绝。　　 1教我打枪　　要我爱惜枪　　我生于1942年，那时爸爸正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进行频繁的反“扫荡”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我幼年是由外婆哺育的，到爸爸身边后，他对我要求很严：吃饭不可以挑食，夜行军不可以啼哭，饥寒不可以叫喊，否则就会遭到他的喝斥。　　五六岁时，爸爸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一支真正的小手枪。这是从一个地主家缴来的礼品手枪，射程很近，没有实战作用，他就交给我保管。他说：“好好学，长大就当兵。”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才领悟到爸爸对枪的感情和教我爱枪的苦心。　　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变了，爸爸仍然保持着战士的本色，保持着对枪的爱好。星期天，只要他有空，就带我们去实弹射击。爸爸的枪法很准，常常和我们比赛。有一回，他嫌胸环靶太大，就用一节树枝插在地上，上面顶着半个乒乓球，让我和弟弟先打。我弟弟是区射击代表队的队员，但几十米外打这么小的目标还是头一回，他没有打中。我的射击结果也和弟弟一样。爸爸笑了笑接过枪，压上子弹，持枪瞄准，一枪就把目标打碎了。　　爸爸熟悉枪也爱惜枪。有一次我擦拭他保存的几支枪，将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取下来了。爸爸很生气，把我训了一顿，然后耐心解释说：“随便拆卸瞄准具会影响射击精度”。　　对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枪，爸爸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那还是他当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我信口开河道：“咱们的枪不好，美国的卡宾枪又轻又灵活。”他沉下面孔很不高兴地说：“你就知道洋人的好！告诉你，咱们自己也有好枪——半自动步枪！我们要立足于用自己的武器消灭敌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了。根据中央的规定，私人手中的武器一律上交。爸爸监督我把枪精心地擦拭好，然后再三叮嘱接收的同志：“你们可要保管好。运动完了我还要。”　 　2教我当兵　　要我先从战士当起　　上世纪6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不想上院校，想直接上战斗部队，我渴望战场的厮杀、拼搏。　　爸爸赞赏我的态度，但他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我说：现代化战争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应该下决心掌握一门至几门真本领。我牢记爸爸的话，发奋学习，于1966年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组织上尊重家长的意见，没有把我分配到研究机关，而是分配到云南前线某地空导弹部队。　　爸爸常对我说：“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取得逐级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在部队里，我当过战士、班长、技师、排长。4年里，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一千多天帐篷；经历了十几次移防。　　爸爸的一言一行，有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他看到我们稀拉一点儿，动作磨蹭，就严肃地批评我们：“这不行。”他特别不满意我们边说着话，边慢慢腾腾地吃饭。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队里要求很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里掺头发和砂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　　当兵后有次休假，他看到我睡觉时衣服鞋子放置很乱,就严肃地批评我说，这样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应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摸到，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速度穿上,即使在放假期间也要这样。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晚，把衣服叠得便于穿着，衣服鞋袜都放在固定的地方。　　1969年秋，我所在的部队移防到内地，训练和生活条件大为好转，但爸爸不希望我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那年春天，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爸爸同组织上商量，把我调往北线一个进入了战备状态的野战部队。　　后来我才理解，爸爸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我的严格要求。1958年以后，爸爸从总参谋长职务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十年动乱中曾受周总理嘱咐去国防工业系统，就这点权，很快也被林彪一伙夺走。实际上他已被排挤出军队。他向周总理恳求：一旦打起仗来，还是要回军队。总理亲切地回答：“那当然。”爸爸送我到了前线部队，实际也是让我代他尽一尽老战士渴求参战的心意和义务。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教我带兵　　要我爱惜战士生命　　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和管理科学。爸爸对于这个问题跟我讲得较多。他教育我要熟悉战士，和他们做知心朋友，让他们既尊重你，又喜欢你；要关心战士，要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要身先士卒，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这样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血路。　　爸爸说，打仗是要死人的，我们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作为指挥员就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在作战的重要时刻，为了夺取胜利，我们是不怕牺牲，不惜牺牲的，但不应该的牺牲，哪怕是一个人,也要避免。我常听到一些叔叔们谈起，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地方，爸爸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布置检查岗哨警戒、做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他亲自选定驻地、亲自布置警戒的首脑机关和时刻关照的后方单位，敌人千方百计想偷袭却没有一次得逞。　　受爸爸的教育，我当排长、副连长、连长期间，每到一地，对每个岗哨的哨位都亲自安排；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要爬上去看一看，熟悉地形特点和进出道路，选定紧急疏散地域；发现天然岩洞，也一定要钻进去看一看，以备利用，使部队知道有了情况向什么方向转移。　　 4教我研究未来战争　　要我做个合格的指挥员　　我走上团师的领导岗位后，爸爸同我谈话的内容也有了“升级”，并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　　爸爸喜欢看地图，他也要求我多看地图。他说看地图、看地形是军事指挥员的必修课。他每次外出，每到一地，工作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当地的军事地图。爸爸有时反骑着椅子，拿着放大镜，一看就是很长的时间。有时，他会突然问我，哪个县在什么地方、周围有哪些县、相互关系如何？我要答不上，他就不高兴，因为他对我的启蒙教育，就包括识地图。听妈妈讲，我还不懂事时，爸爸就教我“认”华东地图。　　对于看地形，爸爸更是大有研究。一切重要的地域，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实地去看。有一次，他到某地视察，我有幸跟随。他登上我方防守的高地，仔细察看了防区的地形，又提出变换位置，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只要有条件，除了在地面观察外，有时还要坐上飞机，从天上再看一下。他说，地图在军事指挥员的脑子里应该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休假、出差乘坐火车，他让我尽可能白天走，留意看看沿途地形，观察山川河流道路。　　我长期在基层，常常不自觉地偏重于日常事务工作，爸爸察觉到了这个问题。每当我休假在家，他就检查我的学习情况，问我看了什么书，然后向我推荐阅读书目。他自己写的战争年代回忆文章，在发表之前，总是尽可能给我看，让我谈谈意见和感想。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带一个部队在某地，敌人来了，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我按军事常识，从敌情、我方兵力条件和地形几个方面作了回答。他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讲到，就是民情。战场上没有这一条，仗是打不好的。接着他又说：“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不是口头上讲讲人民战争就可以取胜的，也不是照搬过去的战争经验就可以取胜的。我们要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战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　　上世纪70年代他看到一张宣传画，上面画着几个战士拿着各种爆破器材围打一辆坦克。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打法不行。”我说：“这是宣传，是渲染气氛。”他激动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打不了集群坦克，还要吃亏的。”　　在爸爸身上，我时时感受到老军人那种在曲折经历中不断升华的责任感。他不仅关心我个人的成长，更关注着如何让新的一代军人，能在和平时期和未来战争中继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并赢得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胜利。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粟裕生平简介　　1907年~1984年，湖南会同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师教导队班长。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连长、营党代表、支队长。1930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兼政委，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红七军团参谋长、闽浙赣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等职。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期间，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委、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1年后，任解放军第二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2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常委。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作者简历　　粟戎生，粟裕大将之子。1942年生。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毕业，在野战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技师、排、连、营、团、师、军各级指挥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中将军衔。参加过抗美援越、国土防空和边境防御作战，是第八、九、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所军事院校特聘教授。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曾希圣来源：新民晚报2009-09-14 14:45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在病床上破译“现代密码”，一直奋战到最后一息。他去世后——　　母亲将浸满他心血的笔记本转交总理　　■1965年冬，曾希圣和女儿曾小红在成都合影　　资料图曾希圣　　【新民网·晚报推荐】1968年7月15日，我最敬爱的父亲曾希圣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64岁。41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冲不走我们姐弟对他的深深眷恋与无尽思念，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忘我精神，严于律己、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至今仍牢牢镌刻在我们心里，时刻激励着我们清白做人、勤奋工作、踏实生活。         1困难时期不吃肉　　人们都说父亲个性很强，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对自己和工作人员都很严格。传说战争年代有人形容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我还看过一篇回忆文章说，曾希圣“性格刚烈，爱发脾气”。在我的记忆中，他确实对工作要求严格，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但生活中却十分随和，我只见过一次父亲骂人。　　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安徽省委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吃肉。父亲因营养缺乏，还患了浮肿病。一天，从食堂打来的菜里有一碗炒肉丝，我们姐弟看着高兴极了，总算有肉吃了。没想到父亲下班回来一看，“啪”的一声拍了桌子说：“这是谁搞的？不是说不许吃肉吗？把小孟叫来！”食堂的小孟师傅忐忑不安来到我家，父亲对他发火：“你乱弹琴，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你以为这是讨好我吗？说过不许吃肉，为什么还要做肉菜？端回去！”小孟师傅满脸通红把炒肉丝端走了，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到嘴边的肉没了。几十年后，我们在合肥见到孟师傅，他对我们说：“你父亲真是个好人，他骂我骂得心服口服。”　　1960年2月，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4位领导同志到安徽视察工作。听母亲说，省委一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央4位领导人一起来了，这是难得的聚会，应当破例请他们吃一顿饭，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还说：“主席和总理来了，我们也没有请客嘛。”后来，省委几位书记不约而同来到我家，都主张要请一次客，父亲想了想后才说：“好吧，请！但是我们自己拿钱。”说罢，叫母亲拿出5元钱，并把孟师傅叫来，要他到几位书记家里，每家收5元钱。孟师傅一共收了35元钱，父亲又叮嘱他：“就用这35元钱，做一顿可口的便饭。不准用公家一分钱。”在省委食堂“开宴”前，父亲对4位领导同志说：“这顿饭钱是我们7个人凑份子的，你们4位放心吃好了。”邓小平伯伯高兴地说：“老曾，你这个办法好。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的钱，真像当年在延安一样。”　 　2给他送礼会挨骂　　父亲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吃穿都很随便，平时喜欢吃点辣椒、　　苦瓜，还鼓励我们也吃辣，说毛主席说的，不吃辣椒不革命。他很少做新衣服，只有一两套稍好一点的衣服和两双皮鞋，到中央开会或在正式场合才穿，平时穿的很多衣服都打了补丁，他常说这样的衣服穿起来舒服随意。母亲说他工资里花销最多的是买书，他从不嫌书贵，常常一下子就订购好多书，大多是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还有一些医药书籍。　　我们的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如果还能穿，就要给弟弟穿。大弟弟大了，知道穿姐姐的衣服同学会笑，不愿穿。二弟弟不管，姐姐的旧衣服拿来就穿，父亲见了很高兴，摸着二弟的头说：“这才像我的儿子！”　　父亲曾说过：有人说安徽是“乞丐王国”，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帽子甩掉！一次父亲到浙江开会，路过当地农民的家，看到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当时就感慨地对母亲说，我要是能让安徽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浙江，就安心了。在安徽工作时，父亲患有胃溃疡，经常犯病，胃出血，但他没时间休息，带着中药坚持开会下乡。父亲下乡回来，车里从来不会带回一丁点儿乡下的土特产，因为大家都知道，给他送东西是会挨骂的。相反，常有叔叔到我们家来，如果看上父亲的东西，父亲都会毫不吝啬地送给他们。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自发研制插秧机　　回忆父亲，印象很深的还有家里的面盆、花盆、洗澡盆里的那些秧苗，以及他全神贯注伏案设计插秧机的身影。即使不让他工作了，他的脑子里萦绕着的仍是农民的吃粮问题，每天想的说的，都是怎样才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让粮食增收。　　到了上海以后，父亲名义上还有华东局的职务，实际上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最初，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中央简报，写检查，有时写不下去，就愤愤地把笔摔到桌上，到院子里转圈子。但很快，他的心思就用到琢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上来了。他向上海市提的唯一要求是：“能不能派一个木工师傅给我，兼职的也行。”市领导给他在嘉定县农机厂请了一位八级钳工张师傅、一位高级木工金师傅，按照他的构思和设计，制作插秧机。当时，父亲除参加华东局安排的会议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嘉定，亲自参加研究试制。　　为了做插秧行间距的对比，父亲动手在家里做试验，看到父亲兴致勃勃地干着，我们也被感染了，全家总动员把家里各种盆都拿过来，帮他育秧栽培，院子成了父亲的试验田。他对我们说，如果能加快农民的播种和插秧速度，就可不误农时，　　提高产量。盆里的秧苗长得不错，插秧机的设计制作有进展，做出了样机，父亲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　　父亲调西南局时，也没放下他的插秧机，他把两位师傅从上海带到成都。在那里，他带领着他们制造出了播种机和插秧机。“文革”结束后，这两位师傅专程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灵前流着泪说：“曾老，我们来看您，向您汇报来了，您当年的试验，我们取得成功了！”　　 4情报生涯从未提　　父亲很少提起他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一次我缠住他，要他讲讲“长征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有多苦”，父亲笑眯眯地回答：“吃草根和野菜，还吃过皮带呢！”“是啊，打了不少仗……”父亲若有所思，却再也不搭理我了。　　他在长征途中到底干了什么？直到去世，父亲都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只字不提这段经历。父亲去世后，我才听到他的老战友宋裕和伯伯对母亲说：“你不知道吧，老曾在长征中是立了奇功的。”原来，父亲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经历。　　1931年12月，父亲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中央军委立即让他担任军委二局局长。在此后的7年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都用在了红军的情报工作上。　　父亲一方面布置侦察台大量抄收敌台密码电报，分析判断大致内容；另一方面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电台人员了解其密码和译电的情况，同时想方设法搜集我军缴获的敌军密码本和电报底稿，进行分析研究，以求弄清编码规律。　　1932年8月，红军打下宜黄城，父亲立即带人直奔敌师部的电台机房，收集敌军遗留下的机要电文。他在大量的电文中查阅到一份密电，已译出30多个字，他把这30多个字作为线索，再根据敌情猜译剩余的密码，终于将这份密电全部译出，打开了破译的缺口。在此基础上，父亲领导二局再接再厉，又破译了敌军的“展密”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别本”“猛密”电码。为了攻克破译难关，父亲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工作，顾不上洗漱，一脸络腮胡子，被战友们称为“曾大胡子”。　　从此，在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敌人的很多行动，都在父亲领导的军委二局的掌握之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在西安事变前后，二局破译了数百本敌人的密电码，充分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叶剑英伯伯后来曾由衷地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他还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　　“文革”期间，挨了批斗的父亲被周恩来总理安排住进了京西宾馆。不久他偶遇二局老部下张本清，谈话中父亲得知，由于“文革”的冲击，以及装备落后等原因，情报工作的某些领域遇到了困难。此后，父亲一直牵挂着这件事，又开始了现代密码的破译。他让姐姐买了一些计算机书籍，夜以继日阅读学习；还把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亲戚陈弟恭找来，让他给自己讲授计算机课程。　　1967年底，他身上出现了血性紫癜，并伴有持续低烧，周总理立即安排他住进301医院，并指示医院全力救治。医生诊断父亲患了“再障性血小板减少症”，并发出“病危”通知。但父亲仍悄悄把书和笔记本带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坚持研究“现代密码”。医生警告父亲，动脑过多，可能引发脑溢血。总理也派人转告父亲，要他专心治疗，等病好后再研究。但父亲都不理会，总说“能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一直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父亲去世后，母亲把3本浸满父亲心血的笔记本转交给了周总理，他立即交办有关部门，指示他们继续研究。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曾希圣生平简介　　1904年－1968年，湖南省资兴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国民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后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二局局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七师政委、中共皖江区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白区工作部部长、豫西军区司令员、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皖北区委书记。解放后，历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68年7月在北京病逝。1978年7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恢复名誉。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曾小红，曾希圣同志之女，总参某部高级工程师（技术四级）。生于1946年，1969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部队从事科研工作直至2006年退休。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军队技术成果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二项。荣立三等功一次。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徐海东来源：新民晚报2009-09-14 15:02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不以首长自居，房东家办喜事，他十分尊重当地风俗——　　“让我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是好事”　　■徐海东与女儿徐文惠在一起　　资料图徐海东同夫人周东屏及东儿在一起　　红军时期，徐海东（左）同罗炳辉（中）、陈伯钧在一起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的父亲徐海东出身贫寒，当过１１年窑工。他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这正是父亲那一代人在战争年代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要繁荣兴旺，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就应该继承“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的优良传统，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　　 1当年乡亲至今记得我和哥哥的小名　　我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直到十几年前，我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开始沿着父亲战斗过的十九个省市寻访他的足迹。　　我从湖北省大悟县新城徐家老窑到大别山鄂豫陕皖根据地，再沿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从河南何家冲到陕北永坪镇。我还去过父亲率部痛击日本侵略军的山西平型关、町店，河北平山洪子店，安徽定远周家岗……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接待，老房东们甚至还记得我和哥哥的小名——小松子、小林子。宁夏东部、南部的回族父老乡亲，还保留着父亲送给他们的礼物，精心维护着父亲住过的窑洞和房屋。　　天南地北的老百姓为什么会把我父亲以及他的战友们视作亲人？深入走访之后，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父亲常说的——“要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为人民打天下的同时，总是尽可能地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不损害群众一丝一毫的利益。　　1935年，父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宁夏的回族聚居区时，不仅三令五申必须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还要求部队帮助回族人民干庄稼活、打扫卫生。回族群众传颂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他们推想：红军既然叫红军，必然喜欢红颜色，特地把羊一只只染红了送给部队，慰劳红军。　　抗日战争中期，我父亲在安徽定远指挥反击日军的周家岗战斗之后，大口吐血病倒，被送到皇甫山脚下的窝子里村养病。警卫部队在当地开荒时，他要求必须先征得群众同意，一定要开真正的荒地，千万不能占用群众的耕地。　　后来，父亲发现窝子里村几天不下雨就旱，下几天雨就涝，便想建一座水坝。他让战士们抬着他在村外到处转，勘察选定了坝址。这座长160米、高3米的水坝由警卫部队建成后，雨多可蓄水，天旱可灌溉，被当地群众命名为“海东坝”，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2老乡们齐口称赞共产党真是一家人　　抗战后期，父亲在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以东的芦店子养病时，正赶上房东王大伯的儿子要娶媳妇办喜事。当地有个风俗，新娘子入洞房以前，要由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引路。我哥哥徐文伯正好属牛，房东老两口便希望我哥哥去当“金童”捧花烛。他们向警卫部队提出了这个要求，部队领导认为捧花烛的风俗有迷信色彩，让首长的儿子去捧花烛影响不好，就没有答应。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笑着说：“我看　　这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还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嘛。我同意他给房东的儿子儿媳捧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　　父亲的决定告知了房东老两口，他们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到了办喜事那天，哥哥果真去当“金童”捧了花烛，在全村乡亲的簇拥下，他和一位挑选出来的“玉女”共同把新娘子送进了洞房，给喜事增加了喜庆色彩。　　这件事迅速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老乡们都说：新四军大官的儿子肯给我们老百姓捧花烛，共产党和我们真是一家人。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上过夜校村民庆幸没变成“睁眼瞎”　　解放战争初期，父亲来到山东莱阳县石河头乡思格庄养病。警卫部队为了让父亲静养，劝说庄里的群众不要在父亲的住室外大声说笑，赶牲口时不要吆喝牲口甩响鞭；他们还到附近的铁匠铺去打招呼，请他们尽量减少打锤声。　　父亲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他找来有关领导说：“决不能因为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就限制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我们闹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得到幸福和自　　由吗？希望大家不要光顾我的病，今后办事要处处为群众着想。”部队的领导立即向乡亲们道了歉，父亲才有了笑容。　　父亲在思格庄住了一阵后，发现庄里大多数人不识字，有的连钱都不会数。父亲便把区委联络员请来商量，在庄里办个农民夜校。在父亲的倡导下，农民夜校开课了，共有51名村民参加了学习。2001年我去思格庄时，一位当年参加过夜校学习的村干部说：“是你爸看得远，我才识了字，没当睁眼瞎呀。”朱玉亭、于学江等老人告诉我：解放后有了化肥，别的庄不会用，思格庄的农民一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用了。那年，思格庄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两倍多，被县里评为生产模范村。　 　4“徐老虎”以真诚和直率让斯诺折服　　父亲与斯诺的相逢是个巧合。一天早上，斯诺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正好赶上几个红军领导在开会。散会后，彭德怀邀请斯诺一起吃西瓜。就在这时，来了一位年轻将领。　　彭德怀看斯诺盯着来人，便对斯诺开玩笑说:“他可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来了么？”那人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斯诺仔细打量这个人，突然，他显得十分激动：“啊！莫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他就是你一直想见的人，”彭德怀补充说，“你可以采访他和他的部队。他就是徐海东。”　　父亲那时是头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一时竟腼腆起来。他走到彭德怀身边，小声地问：“你把这个外国人介绍给我，我拿他怎么办啊？”彭德怀哈哈地笑了：“你这个大名鼎鼎的‘徐老虎’，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个外国记者？！”他知道我父亲性格直爽，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就爽快地说：“斯诺是我们的好朋友，对我们是友好的，对他，什么实话都可以说。”　　过了几天，父亲专门指派了十几个骑兵，把斯诺接到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部。接连三四个晚上，斯诺缠着父亲问这问那，就连他的两颗门牙是怎样掉的都要刨个仔细。斯诺终于得知：有一天，父亲骑马时，马蹄碰到了一个战士，父亲拉紧缰绳，想要看看战士有没有受伤，结果马受了惊，把他撞到了树上，待他苏醒过来，才发现门牙已经嵌在那棵树上了。　　斯诺归国后，在他的旷世名著《西行漫记》中，对父亲有这样的描写：“他的直率的毫不掩饰的回答，是完全可信的。”“每天早上4点他就起床，他精力充沛和对工作仔细认真的作风，使他的部队勇健、整洁、守纪律。”“徐海东自豪的热情虽然有点幼稚和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5病休时听读两遍《红楼梦》深受启发　　父亲被毛泽东誉为“最好的共产党员”。刚进城的时候，凡有老部下来看望，父亲总要问：犯政治错误没有？经济上贪污没有？同老婆离婚没有？并叮嘱他们不要忘本，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此事流传开来后，凡想来看他的同志，都得事先想好如何回答他的“三问”。　　父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自己的学习也抓得非常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同一些将领谈心，他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的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半书，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回答：“《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海东同志，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　　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同志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他已经听了两遍《红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我读这本书。《红楼梦》这本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画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也让我提高了文化水平。”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徐海东生平简介　　１９００年—１９７０年。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任黄陂县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中共黄陂县夏区区委书记、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红军团长、师长、军长等职。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重建红二十五军，并率部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全国解放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作者简历　　徐文惠，徐海东同志之女。1939年5月出生于延安。195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60年转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以“三好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近年来，她热心参与红色记忆与革命传统的传播和弘扬，被评为2008年度中国十大红色旅游人物。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马文瑞来源：新民晚报2009-09-16 16:03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是陕北山沟里穷苦农民的儿子，为革命殚精竭虑几十年，一直深情地牵挂着养育他的那片黄土地——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　　■马文瑞夫妇与子女合影　　1998年3月在人民大会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马文瑞与苗振江教授合影留念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想延安！”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后写下的四个字。每当想到父亲临终前，艰难地写下这深情而厚重的四个字，我们总会热泪盈眶！　　父亲是陕北山沟里穷苦农民的儿子，他从家乡黄土高坡的沟壑里走出来，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毛主席给父亲题词　　“密切联系群众”　　“一定要把延安精神继承下来！”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已经病重，我们扶着他在北京医院的阳台上散步，听到人们议论党内外的一些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他站稳脚步，神情异常严肃地叮嘱我们。　　父亲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13年，他始终认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从初创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胜利的时期，其成功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是荡涤腐朽思想的利器！　　“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父亲曾对我们讲过，这是在1942年11月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为表彰他在组织边区运盐工作中的杰出成绩，毛泽东主席亲笔给他写的题词，这是父亲一生中深感自豪并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有优越感”，这是父亲经常告诫我们的。我们几个孩子从小都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很多同学并不知我们的家境，直到“文革”开始，才知道我们的父亲原来是“劳动部头号走资派”。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要求母亲把我们送过黄河后，马上参加土改工作队。那时我7岁，阿莉5岁，小瑞只有2岁多，刚20岁的小阿姨高佩莲带着我们三个住在山村里，天天只有黑豆芊芊饭。小瑞得了痢疾，发烧腹泻不止。高阿姨就用当地的土法：将红枣、馍馍烧成黑炭给小瑞吃，但仍止不住。高阿姨急了，托人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们两人要回来一人看看孩子，万一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任。父亲认真地回了她一封信。信里说：高佩莲同志，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孩子虽是革命后代，但革命工作第一，土地改革第一，陕北和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第一。孙铭同志（我母亲）要参加土改工作，不能回去带孩子。你尽力了，孩子若死了，也不是你的责任。　　我们家里孩子多，除了自家的，还有烈士子弟。从陇东到延安，再到北京，我们兄弟姐妹穿的衣服、鞋子，不论男式女式，经常是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大改小，肥改瘦，旧了也舍不得丢，穿烂为止。我们无一人仰仗父母权力而享受特殊照顾。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李先念感慨道　　“当劳动部长要少活10年”　　1954年9月到1966年12月，父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他是一届人大上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的部长。　　1954年11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休息时，毛主席看见父亲，很高兴地问：“马文瑞同志，你来了，上任了吗？”父亲回答：“开完政协会就去上班。”毛主席风趣地说：“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那一年父亲42岁。　　父亲深感重任在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工资、劳动力调配、劳动安全保护、社会就业和技工培训、锅炉安全检查等全都是关系到国民生计、千家万户的大事情，而这些工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艰苦探索。为了担负起繁重的劳动工作任务，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父亲日日夜夜加班加点，组织准备全国的工资改革。　　1956年6月的工资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为防止领导脱离群众，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将领导干部的职务工资标准压低5%-10%。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带头把工资由每月644元降至404元；部长最高工资由每月460元降到372.6元。我母亲孙铭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在同一个部的父亲手下工作，父亲要母亲发扬风格，在历次调级中，给别人提了级，唯独没有给她提。　　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简”。那时，由于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中央成立了5人小组，集中力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由周恩来直接抓。记得那些日子，父亲夜里赶写文件，白天还要到部里上班。我们几个孩子很少能见到他，也很少敢跟他说句话，生怕打扰了他的工作。父亲主持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繁重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紧张忙碌了近3年，到1963年9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发言说，在两年半的精简工作中，共减下来2600多万人。除去同时期增加的1000万人，净减约1600万人……实际上节省开支七八十亿元。父亲发言刚结束，周恩来总结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愚公移山，很了不起。全国平均5个职工减去两个，2000万呀，相当于一个中等人口的国家搬了家。　　精简任务基本完成后，父亲也病倒了。李先念伯伯曾不无感慨地说：“当劳动部长要少活10年！”　 　3胡耀邦称赞父亲　　三中全会的一员干将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召开，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10日，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8年3月，党校哲学教研室向父亲汇报工作时，提到胡耀邦同志曾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父亲当即表示支持。1978年4月，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哲学教研室搞出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文件，明确提出要“以实践为检查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当时，光明日报转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恰好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就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由多人多次修改，经胡耀邦审定，题目最后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出。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引起了全党、全国“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久，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向父亲汇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说是“砍旗”，是“方向性错误”。父亲把文章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认为观点正确，站得住脚，再次支持吴江写文章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罗瑞卿和父亲等人的支持下，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把真理标准的辩论和解放思想的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1978年11月,父亲出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1月24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父亲的发言刊登在了三中全会的会议简报上，胡耀邦称他为三中全会的干将。　 　4给中央最后一份报告　　父亲吐露肺腑之言　　1978年12月25日，父亲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胡耀邦同志对他说：“陕人治陕。”　　父亲是陕西人民的儿子，那片多灾多难的热土养育了他，他也以为陕西人民服务为己任。是他第一个向中央提出：建立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构想，并多次借用哈默对他讲的话：“陕北地下都是宝，是中国的科威特”到处宣传。　　2003年8月，陕西连下大暴雨，渭河、泾河洪水泛滥，发生了泥石流、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当时，父亲病重住院，他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情况，让女儿晓力去渭南了解灾情，并捐了款。还让晓力代他向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同志写了报告，紧急反映真实灾情。　　父亲病重期间，还让我代笔给中央写了最后一份报告。报告结尾，他深情地加了一段：“亲爱的同志们，这些天来，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怕是不能与同志们一道长期战斗下去了，这一报告就算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交的一次党费吧。我坚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建设已经并且必将成为全世界的一面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不可战胜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深深祝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共产主义万岁！此致，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敬礼！”　　父亲把信稿放在枕边，精神稍好，就拿出来看一看。直到2003年11月17日早上，最后再看一遍，签上名字，又叫人郑重地加盖上他的名章，才让秘书送出。19日深夜，父亲从睡梦中醒来，头脑似乎格外清醒，他抬手示意，让人扶着坐起来，几乎是用他最后的气力写下了：“我想延安！马文瑞2003年11月19日”几个大字。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绝笔，也是留给我们最厚重的一笔精神财富和遗产。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马文瑞生平简介　　1912年-2004年。陕西子洲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中共安定县委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陕甘边区东部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东北军工委书记、中共陕北西部地区党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书记、八路军一二○师三八五旅和陇东军分区政委。1944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常委、西北局党校校长等职。　　1953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4年起历任国家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者简历　　马晓文，马文瑞同志儿子。1940年12月生于甘肃省陇东庆阳。1944年9月随父母到延安。1954年在北京101中学读书。1965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获学士学位。　　“文革”期间，在“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文，并获学士学位。1981年起，历任民航业务商务员、民航旧金山办事处商务员、副经理、民航总局台港澳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民航华北管理局副局长等职。退休后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萧克来源：新民晚报2009-09-17 15:07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京城严重缺水，父母在家里备了两只大桶专门存放用过的水——　　洗澡水再利用，全家坚持了几十年　　■萧克同志与家人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萧星华　　1947年4月，萧克（左一）与聂荣臻、杨成武在正太战役前线。新华社发　　1975年7月30日，萧克（右二）陪同叶剑英、徐向前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员。新华社发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的父亲萧克一辈子不爱名、不爱利，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天晚上很晚睡觉，常常读书到深夜，几十年如一日；父亲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革命老传统更是一刻都不会偏离。　　父亲的一生，是多彩的一生。他不仅在文德武功上都有成就，更能够智慧地看待世事，遇到风雨能保持共产党人清正的风骨，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用他的非凡人格，教育和感染着我们，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　　 1绘地图　　走到广州参加革命　　父亲被称作“军人学者”，他创作的小说《浴血罗霄》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浴血罗霄》，终于得以出版。这部作品荣获了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父亲出生在贫苦的书香世家，从他曾祖父起一直到他的堂哥，四代人读书、教书。尽管生活艰难，父亲从小就跟着家里人念过诗书，学过毛笔字。听父亲自己讲，他小时候每天除了上山放牛割草，余下来的时间就抓紧读书。那时书很少，父亲就问人家借来读。平常大人们在一起作诗对联、诵经讲史，父亲就在一旁似懂非懂地听着。逢年过节的时候，大人们在家里写对联，父亲就在边上帮着磨墨。这些都培养了父亲对文学的爱好。　　当时家里很穷，父亲一直是半工半读。由于父亲勤奋好学，校长很喜欢他，常常让他为学校刻蜡板、印讲义挣些钱，用来交学费和伙食费。　　1925年，十几岁的父亲正上高级小学，那时共产主义思想、马列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学校订了一些小报，如《向导》、《政治周报》、《社会科学讲义》等等，父亲浏览之后，思想开阔了许多。　　那时候，在广东读大学的堂哥不断给父亲寄来革命书刊。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中心，国共合作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父亲被强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　　父亲的老家位于湖南和广东的交界处，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从书本上描下一张地图，又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标上了地名。就凭着这张手绘的地图，父亲孤身一人，头一次走出了生活了18年的山沟沟，投身到滚滚的革命大潮中。　 　2熬通宵　　临行留下特殊教材　　我其实并不是独子，上头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早亡，我哥哥生于长征中。抗战爆发后，由于行军打仗，孩子带着不方便，我哥哥就被送回我母亲老家。后来日本鬼子打到长沙，投放了鼠疫，死了很多人，我哥哥也没能逃过那场劫难。　　我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出生的。当时日本人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五一大扫荡”，父亲母亲只得把我送到老乡家，一呆就是三年多。老乡家里根本没饭吃，我们就采些树叶子、弄些糠充饥。树叶实在太苦了，吃不下去。老乡把树叶放在河水里冲几天，叶子冲烂了，苦味才淡了，再蒸熟，勉强可以下咽。后来听老乡说，这村子22个孩子，就活了2个，其中1个就是我。　　1947年，我8岁的时候，跟着部队在晋察冀地区频繁流动，根本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好好读书。当时，父亲天天在前线打仗，我很难和他见上一面。有一天，父亲在临走前，把一张很大的草纸交到我手里，我一看，上面是父亲用正楷写好的3000个常用字。父亲对我说：“孩子，你要把这些字全认下来，学会写，学会念，这样你就能看书了。”说完，他就走了。原来，父亲知道第二天要带兵打仗，当天就通宵熬夜为我写了这3000个生字。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才，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他根本无暇过问我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父亲想到自己这一去，很有可能回不来了，就把对儿子的深深期许和关爱，都渗透在这张发黄的草纸里。　　父亲走后，我就照着这张纸，天天写、天天读，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妈妈和部队里的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们见了我就说：“这小孩真是爱学习，和他爸爸一样。”我心里老有个信念，我觉得只要我天天努力学习纸上的字，等我全学会了，父亲就能从前方凯旋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已经是高级将领，但在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是萧克的儿子。我的学校离家很远，父母让我住校，每周回一次家。父亲从来没有用公车接送过我，我周六从学校走到家时，一般天都黑了。有一次我发烧，走到家后大病一场，母亲十分心疼。但病好后，一切照旧，父亲从来没想过要特别优待我这个独苗。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讲节俭　　外人以为我家困难　　父亲一生勤俭，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父亲自己是这样做的，他也很注意在这方面对我提出要求。　　我上小学、上初中时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大人的衣服改制的，都是补了补丁的。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的两个儿子读书的时候，他们还经常穿有补丁的衣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老师都以为我们家很困难，也不知道他们的爷爷是谁。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出去决不能张扬，不能炫耀家里的身份。　　父亲非常爱吃红烧肉、扣肉，每次都要吃上好几块，但家里规定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平时吃饭都是清淡的五谷杂粮，小米和窝头一个礼拜起码要吃两三次。记得有一次，我小儿子班上出去春游，中午大家吃点心，其他同学都带了面包、饼什么的，我儿子只带了两个窝头。那时“文革”都已经结束了，一般家庭都不吃窝头了，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你家里还那么困难啊？”我小儿子却不以为意，家里做什么他就带什么，他自己吃得倒挺香。　　我们家浴缸旁边一直放着两只大桶。父亲每次洗好澡、洗好头，都要把用过的水倒进大桶，用来冲马桶。几十年来，我们家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我儿子也都习惯用洗澡水来冲马桶，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看着爷爷奶奶这样做的。父　　亲、母亲在家里常说：“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国家一直在号召保护水资源，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号召，不能浪费水。”　　中央军委的领导来看父亲，见我们家房子很陈旧，都说：“萧老家的房子怎么破破烂烂的？”总参批了钱让我们修房子，父亲坚决不同意。后来，总参的一个领导忍不住问我：“怎么给你们家批了钱了，还不修房子呢？”我说：“我父亲母亲从来不让修。”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全家人都觉得奢华是对社会的浪费，是可耻的，所以从来不搞铺张浪费。　 　4找工作　　要靠自己不开后门　　父亲为人非常耿直，原则性强，实事求是。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在外面要尽力干，好好干。你们小时候跟着家里吃饭，这就是对你们很大的照顾了。我不会为你们的工作帮忙，全要靠你们自己。”　　我在北大，学的是哲学。后来，我在武警部队工作，担任师级干部。部队的司令、政委来看我父亲，对父亲说：“萧星华在我们那儿干得很好，工作很不错啊。”父亲脸一沉，朝着司令说：“不要乱说，什么‘很好’，仗也没打过，他有多少经验，他要好好学习！”父亲有个原则，对家里的亲人要求更严格，从来不为家人说情、拉关系。在外人看来，找路子、通关系这些事情，父亲关照一下，是很方便的。但在我家里确实一点没有这些事。父亲不主张替孩子说好话，谋取特权，他认为靠“铺路”升官发财是十分可耻的。父亲从来不为我们“走后门”，而是鼓励我们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　　我的小儿子当年要参军，但体重不够，差半公斤。我们想想还是算了吧，如果要去讲情的话，被父亲知道了，他肯定不同意，我们不能坏了规矩。既然他是北京师大毕业的，以后教书很好。　　我的大儿子在北京的华能公司上班，常常需要在星期天、节假日值班，他一到家就说工作太累。我母亲听到了，就教育他说：“这个工作缺不得，你累一点是应该的。现在工作谁不辛苦？大家都是一样的。”母亲一辈子跟着父亲投身革命，父亲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家里的人都受到父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尽力工作。　　尽管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但父亲一直很乐观，即使在挨批斗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无论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还是“文革”中，父亲挨整挨斗最厉害的时候，回家后还是照吃照睡，没有半句怨言。父亲说：“我从小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哪怕革命失败、和组织失去联系时也没改变信念，千方百计重新找到组织。我觉得自己没错，问心无愧。”父亲在长征前身上有13处伤，但他和其他长寿而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样，选择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是拥有健康人生的基础。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萧克生平简介　　1907年—2008年。湖南嘉禾人。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部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纵队参谋长、师长、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率部长征。1936年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一参谋长。解放后，任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8年因受错误批判，任农垦部副部长。1972年后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八、十一届中央委员，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作者简历　　萧星华，萧克同志之子。1939年出生于河北省。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湖南下放劳动。1972年到国家体委工作。1983年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作，1997年退休。少将军衔。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薄一波来源：新民晚报2009-09-18 15:55[全文][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杨成武来源：新民晚报2009-09-21 16:33 　　杨成武生平简介　　1914年—2004年，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干事、秘书、红一军团团政委、师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兼第一支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兵团司令员等职。　　解放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福州军区司令员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者简历　　杨俊生，杨成武同志之女。1943年生于河北省。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配到第二炮兵工作。同年因父亲遭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而受株连，被关押。　　1974年底落实政策后任第二炮兵科技部参谋。1983年调入武警总部，历任武警总部干部部副部长，警务装备部副部长，技术装备部部长，科技开发部主任、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9年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副主任。1988年被授予武警大校警衔，1996年晋升为少将警衔。　　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满半岁就被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直到5岁多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一年后爸爸参加抗美援朝。我小学、中学多在寄宿学校，高中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真正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　　“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对父亲的迫害株连全家，我家老少三代12口人被关押长达7个年头，其中爸妈和我们被关押在洛阳香山寺共两年零八个月，一家人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深夜里冲进来一群人爸爸被押走了　　1967年夏末，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多次提出：“文化大革命”明年结束，不能再搞下去了。他决定加快审理专案，争取解放大批被关押、被审查的老干部，并召开党的“九大”，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步入正轨。　　为此，中央决定分出十个专案，组成“中央二办”。周恩来总理找到爸爸，让他协助自己审理，解放老干部。爸爸说，打仗、搞军队建设，我都能干，搞专案，我不行。总理握着爸爸的手说，都让我一个人抓，你想把我累死吗?爸爸非常理解他的处境，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中央二办”基本上处于开办、熟悉情况和建立制度的阶段，爸爸只是圈阅或转呈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一些常规报告，专案工作并没有真正展开，大批老干部还没有来得及解放，爸爸也被打倒关押起来。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杨余傅事件”。爸爸、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关押了7个年头。这是为什么呢?后来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道出其中原因：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1968年3月22日深夜，邱会作、李作鹏奉林彪的命令，带领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我们家，他们冲进楼里，把全家人赶到客厅。正在生病的爸爸勃然大怒，瞪着邱会作和李作鹏怒斥道：“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名堂？不要当骗子！你们要讲党性，没有党性，也要有人性，要有良心啊！”说着，爸爸挣脱了那些人的手，大步地奔到奶奶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妈妈，别害怕，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您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几个人强行把爸爸押出客厅。爸爸在客厅外大声嘱咐我们：“你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听妈妈的话，照顾好奶奶！”　　3天后，妈妈也被押走了。3月27日深夜，我和奶奶、弟弟、妹妹在西郊机场见到了妈妈，并一起被押上军用飞机到了河南。几经周转，我们被关押到洛阳香山寺。5月27日，爸爸和姐姐先后也关押到这里，全家12口人“团聚”在囹圄之中，被关进了一座全封闭的灰色小楼的二层。　　见到爸爸后，我急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说，他被带走的当晚，林彪、江青一伙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了爸爸所谓的罪行：为“二月逆流”翻案；整江青的黑材料；武装冲击钓鱼台；“山头主义”；勾结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勾结傅崇碧要打倒谢富治等。会后，周恩来总理对爸爸说：“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揭发的。你现在有病，要好好休息，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之后，爸爸被关押在武汉山坡机场地下室。后来，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过问下，爸爸才被关押到香山寺。　　在香山寺这段时间里，爸爸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不屈的斗争勇气，面对迫害从容坦然的精神，以及对奶奶的孝敬和对儿女的关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尽管我们过的是失去自由的囚禁生活，但和爸爸在一起的这些日子，使我们终身受益。　　1979年3月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2给毛主席写了20多封信全被扣押焚毁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爸爸多次讲述在革命战争年代遇到的千难万险。他说，我参加革命40年，如今全家被关押，连古稀老母、年幼的儿女也未能逃脱。但是我坚信跟着党和毛主席走革命这条路，过去走对了，以后我还要继续走下去!你们也必须走下去!他坚信，自己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问心无愧，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奸臣当道，忠良受害，这只是暂时的。中国绝不会永远这样！　　爸爸要来纸和笔，噙着热泪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我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你讲，我多么希望你能指派可靠的同志来，我对他讲……他不停地写，一封又一封，几年里共写了20多封，信中有对自己多年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检讨，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林彪一伙的揭露和批判，还有对加强军队建设提出有益的构想与建议，及对未来战争的展望、思考……　　然而这些信竟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后来我们才知道，这20多封信全部被扣押焚毁。这也是焚毁了爸爸的心啊！　　一天，爸妈把我们姐弟叫到一起，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虽然我们身陷囹圄，但是不能虚度光阴，要老帮少，大带小，人人都要学习，将来出去，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当时，小弟、小妹还在上小学，除大弟外，其他弟妹在上中学。为了不耽误学业，在爸爸的倡导下我们成立了“狱中学校”，取名为“狼牙山革命学校”。狼牙山麓是妈妈的家乡,是爸妈结为革命伴侣的地方,是姐姐易生、我和大弟东胜出生的地方,也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战场。爸爸起这个校名,是让我们不要忘本，成为“狼牙山五壮士”那样英勇无畏的人。　　学校设置了语文、数学、军事、政治和历史课。爸妈、易生、东胜和我分别担任不同科目的教员。爸爸说：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毛泽东选集》就是我们最好的语文、政治和军事教材。缺少纸张，我们就正面用完再用反面，铅笔写过再写钢笔。弟弟、妹妹都学得很认真。　　由于监管很严，我们只有晚上才有机会学习。我们最爱听的课，是爸爸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炮击金门、西藏平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援越抗美作战等。这使我们了解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了解了爸爸一生的经历。他不仅是一位开国战将，也是一位卫国功臣。　　除学习外，爸爸还要求我们努力锻炼身体，利用每天放风的一小时时间加强锻炼，在封闭的小房间里活动身体，锻炼意志。　　爸爸的坦然自若以及对学习的重视，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我们一家人被分别关押到河南、河北等地，只要有机会，我们便向专案组要书，要课本，学习成了几个弟妹的第一需要。走出囹圄后，几个弟弟妹妹都考上了大学，没有辜负爸妈的期望。　　3混乱中爸爸大声喊道听我说几句　　香山寺小楼，夏天酷暑难熬，蚊蝇成群；冬天寒风刺骨，没有火炉，吃的经常是发霉的窝头。炎热的三伏天，爸妈为奶奶扇凉扑打蚊蝇，吃饭时把稍好点的饭菜挑出来给奶奶吃。奶奶年迈体弱，冬天冻得难以忍受，疾病不断，爸妈带领我们多次向专案组要求，为奶奶增添一个小火炉，给奶奶吃药治病。最后，专案组被迫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1971年1月22日，一个漆黑阴冷的夜里，一群彪形大汉突然闯上楼来，把正在熟睡的我们从床上拽起来，强行拖到走廊上。我们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弟妹们大声哭喊着，乱成一团。爸爸妈妈从噩梦中惊醒，急忙披衣而起，但房门早已被人把住，妈妈焦急地呼唤着孩子们。　　突然，爸爸用洪亮的声音喊道：“听我说几句!”走廊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爸爸说：“看来对我们的迫害更要加重了，我要向你们提三条要求：第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要做有愧于国家和人民的事；第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都不能自杀，不要做懦夫。记住，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吴法宪一伙杀害的，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真实情况报告党中央、毛主席；第三，你们已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里要革命，分开了还要革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困难和挫折，也有流血和牺牲，无论在哪里，你们都要为革命而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香山寺被关押的生活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但是，我们从爸爸身上学到和领悟到的东西，远远胜过了失去的一切，这将是我们终身的宝贵财富。 [全文]google_ad_client = "pub-6466838669040492";google_ad_slot = "1965829131";google_ad_width = 468;google_ad_height = 15;上一页123下一页最新要闻[现场]世博合唱节总导演张树荣等主创人员做客本网      [突发]图集:松花公寓工人9楼作业时坠亡 保险绳断   [民生]上海开放大学成立 聚合成人教育与培训资源      [民生]今日申城气温游走高温边缘 明日局部有阵雨[突发]爱博家园男子13层楼顶欲轻生 僵持2小时下楼   [民生]中央强调做好楼市调控 沪中介称房价或跌20%[民生]市人大代表建议:房屋违法租赁不能"罚款了事"[民生]网友称在大娘水饺长宁店吃到蟑螂 店方:正查   [夏令热线]962121启动新功能 市民可查询报修进展   银行分析师：下半年经济增速有下滑可能做客新民网.zkxmw{ width:280px; margin:0 auto; overflow:hidden;}.zkxmw li{ float:left; width:280px; height:72px; background: url(http://image.xinmin.cn/template/www.xinmin.cn/201003/images/line_1.jpg) bottom repeat-x; padding-bottom:10px; overflow:hidden}.zkxmw li img{ float:left; border:1px #ccc solid}.zkxmw li .js{ float:left; width:170px; height:72px; margin-left:10px; line-height:18px; overflow:hidden;}.zkxmw li .js .name{color:#114694}.zkxmw li .js .ontime{color:#114694}.zkxmw li .js .about{ color:#666}   “世博合唱节”主创人员做客本网7月22日 做客新民网这是除了世博会开闭幕式以外，这是整个世博期间参与人数最多的演出。   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康戈武聊武术现状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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