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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衡量育儿陷阱的风险，我们需要考虑育儿差距的潜在根本原因，然后询问如果不平等上升会发生什么。我们的激励理论表明对于特定社会中的家庭间的育儿差异存在两类解释。一种可能性是，育儿的社会经济差异主要由不同背景的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期望和抱负所致。根据这一解释，父母理性地预见到自己的孩子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并相应地调整了教养方式。 社会学家梅尔文・科恩（ Melvi Koh）和卡米・斯库勒（CamiSchoole）提出了这种理论。他们推测，蓝领工人的工作往往是单调的而“敢于质疑的思想”只会成为这种职业的障碍。因此，期望子女也成为蓝领的父母可能没有多少动力去使用一种强调推理和讨论的教养方式，即权威型教养方式，而是转向权威不容置疑的专断型教养方式。 今天，这个想法可能看起来有点过时了。尽管制造业中蓝领的工作岗位日渐趋少，但也不太可能是平淡乏味的流水线工作，因为在整个（后）工业经济中，重复性的工作要么被机器或计算机替代，要么被外包给其他国家。然而，该理论可能仍然具有相关性，部分原因是 /165-《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